极度的疲惫涌了上来。
程树言全凭本能侧开身，耳边全是扯着嗓子的外语，吵得心跳都乱了，但他仍保持着得体的笑意，对着闪烁的灯光微笑。
闪光灯一停，程树言走下红毯，脚步微微晃了一下。
于虹玉跟在他半步远的位置，见状，不动声色地往他那边挪了一点，低声说：“程导，缓口气，脸色怎么那么白啊。”
程树言扶了一下额头：“没事，刚那闪光灯太晃眼。”
庄柏从后面跟上来：“你别在这里晕倒。忍也要忍到放映厅。”
程树言被他气笑了，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庄柏：“你就不能盼我点好的？”
庄柏看了看程树言，放慢了些步子，向助理要了瓶水。
程树言摆了摆手，硬压下去眩晕感：“这一关过了就没事了。走吧，我们先进去。”
照片拍完，一行人进了场。
程树言绕开前排的贵宾席，径直走到最后一排最边上的位置。这个位置看银幕最不舒服，但他可以看见整个观众席。
所有人都变成一排一排的影子。
程树言看到灯光慢慢地暗下去，他松下紧绷了一整天的后背，靠进了椅背里。困意像涨潮一样地漫上来，他眼皮沉得厉害，却舍不得合眼。
电影开始的前十分钟，他借着银幕的反光，在黑暗里观察着每一个观众。这时候的观察和市场放映时完全不一样，好像这一场一百二十分钟的电影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他的。
到了最后的二十分钟，电影迎来了那个最冒险的长镜头。
程树言记得关于那场戏，当初他在剪辑的时候争论过很久，庄柏也觉得这个片段太长，观众很容易失去耐心。
但程树言仍然没有选择修改。
在这段最容易让人走神的戏里，整个厅里一点一点地没了杂音。
最后一个镜头，停在于虹玉的脸上。她站在大雪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雪花落在她身旁，一点一点积聚。
画面慢慢暗下去，字幕升起。
过了五秒，又过了十秒，在极致的寂静后，掌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又急又响，像一阵没完没了的暴雨。
程树言坐在座位上，声音落在他耳朵里，却总是隔着一层膜，听不真切。
前面一排排的观众站起身，工作人员激动地跑过来，拉着他的胳膊往台阶下走。
程树言顺着过道走下去，身体都沉得像要陷进地毯里，他快累垮了，可怪的是，心里却轻得没边儿。
他站到了那束明亮的追光灯下，看着台下全是通红的脸，朝他们挥了挥手。
欢呼声和掌声好像齐齐落下的暴雨，彻底把他淋了个透。
过去两年里，为了一个眼神在监视器前磨到半夜的纠结，和演员不断争辩情绪该落在哪里的琢磨，都在这一刻从这里剥离，不再属于他了。
他的电影，活了。
中国，清晨。
国内第一条影评推送上了平台。
宋野坐在沙发上，刷新出刚刚推送的影评，《浴场》的首映结束不到三个小时，国内已经开始出现第一批影评。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过很多年电影评论，宋野读了一遍，他发现这部电影的结尾和看过的初剪版本不一样。
程树言把电影最后七分钟全部拆掉，只留下一个镜头。他仍然固执地保留了他的长镜头，去除了戏剧化的部分。
“中国电影过去十年拍了很多‘罪与罚’的故事，但《浴场》最后说的不是罪，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沉默。
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不是恶人，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解释的时代。
《浴场》前面两个小时都在讲‘罪’，但是最后一个镜头突然把问题变成了另一件事，谁是罪人？谁又应该负责？
所以当真相爆炸的时候，李秀兰才第一次意识到，她从来不了解自己的儿子。矿井塌了，有人死了。
这件事在当地不是新闻。
浴场里工人聊天，说到塌了，旁边人应一句，常有的事。报纸被拿去包咸菜，生活继续往前走，没有人停下来。
这才是程树言真正拍的东西。”
窗外天光越来越亮，高架桥上的车灯少了，偶尔一辆车开了过去。窗外的高架桥上还有零星的车灯，像雾里流动的光。
宋野又重新看了一遍那篇影评，想起程树言改结尾的样子。
当时他和程树言坐在一间房间内，他给程树言送了茶，问他要不是睡。
程树言总说再等一会儿。
后来宋野看到房间里的灯暗了，他以为程树言睡了，后来他发现程树言还坐在黑暗里，靠着沙发想事情。
现在宋野看着这篇影评，大概明白了一点，程树言想的究竟是什么。
和柏林有着七个小时的时差，他也不知道程树言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宋野点开了一张程树言走红毯的现场图，仔细一看，这张照片上的程树言比昨天疲惫多了，眼底还沾着没散去的憔悴。
不过整个人状态特别精神，充满意气。
宋野的手停在程树言眼下那抹淡淡的青黑处。他看着那张照片，等待屏幕上的光熄灭了，把手机丢回床头，躺了回去。
合上眼，脑子里只有那张照片里透出来的平和。
他也替程树言松了口气。
第76章 首映（下）
宋野的手机屏幕暗下去，房间隐去了所有的光。
窗外的北京却渐渐醒了过来，高架桥上车流变得密集，车流声愈响。
而在七个小时之外，柏林电影宫外场外的工作人员撤离了围栏。
再过一夜，新的一天开始了。
程树言进了电影宫侧门，穿过了一段不算长的走廊，他低头整理了一下袖口，难得紧张地扣不上，前面就是媒体厅了。
庄柏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紧张了？”
程树言坦然承认道：“有点。”
庄柏安慰道：“你只要把你想说的原原本本扔给他们就行，剩下的你不用去管。其他该说的，我们都会帮你一起说。”
柏林电影节会在首映后的次日上午安排固定的官方新闻发布会。
他一进入媒体厅，长桌上整齐地码放着黑色的麦克风和同声传译耳机。
主持人公式化地介绍完片名和入围单元，环视了一圈台下：“现在开始提问。”
还没等程树言完全调整好坐姿，第一只手已经从左侧前排高高地举了起来。提问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法国人，他环视着媒体厅，问道：“程导，我想从结尾开始。您的电影前两个小时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叙事结构，观众会自然期待一个交代。但您最后留下的只有天空和一个站在画面边缘的女人。您为什么这样设计？”
程树言等翻译结束，想了一会儿，说：“因为揭示结尾就太简单了。”
法国记者皱皱眉头，不予认可，继续问道：“很多导演会认为给出揭示是一种叙事责任。作为导演不揭露主题，是否会让电影变得难以理解？”
程树言说：“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知道一点矿难的事。矿井塌了，死了人，生活还要继续，在那个年代，矿难在当地本身不是新闻，我觉得纯粹地揭露会破坏电影本身。人物和导演不应该直接说主题，这些需要观众自己体会。”
厅里骤然安静了一下，只有几支笔尖同时落在纸上，发出急促的沙沙声。
紧接着，话筒递给第二个德国记者：“我注意到一个人物设定。母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她似乎对于突然多出来的钱和出行不定的儿子，完全都没有任何觉察。在现实生活里，家人不可能对子女的行为没有感知，您为什么让母亲这个角色保持这种干净？”
于虹玉的视线微微动了一下。
程树言回答：“因为她忙着生活，她的确不知道儿子在工作时的细节。”
德国记者皱了皱眉：“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回避。”
程树言说：“是。她的悲剧不是无知，仅仅是出于最根本的信任，身为母亲，我们也需要承认她并非全知全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是个受害者。她知道儿子变了，只是她相信时代给了她儿子一个机会。”
德国记者在本子上写了什么，点了点头。
随后，其他记者不给程树言喘息的机会，继续问道：“我注意到您的镜头几乎完全固定，大量场景持续三分钟以上，人物经常走出画面，留下空的空间。这种形式上的选择，是不是在刻意制造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
程树言说：“因为空间比人物更长久。那口矿井也存在了几十年。人物只是暂时经过那里，我想在那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
这名女性记者抬起头，程树言还没缓过来，韩国的记者摘下了同传耳机，他普通话说得很好，直接改用中文提问，这让场内的问答节奏陡然变快：“我想问李秀兰这个人物在电影里几乎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但整部电影的道德重量似乎都压在她身上。您怎么看这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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