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晚觉得他看起来不像一个修了十二年隧道的爆破工，像一个睡着了的孩子。
她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玻璃是凉的，她的额头也是凉的。
护士走过来，轻声说：“家属可以进去探视，每次十五分钟，一天两次。上午十点到十点十五，下午四点到四点十五。你是他什么人？”
沈时晚看着她，说：“女朋友。”护士点了点头，在登记本上写了几笔，说：“下午四点再来。”
沈时晚站在走廊里，离四点还有将近三个小时。
她去办了住院手续，交了押金，签了一沓文件——知情同意书、病危通知书、授权委托书。每一份文件上都有“陆野”两个字，名字是打印的，宋体，规规矩矩。
她签上自己的名字“沈时晚”，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她签字的时候手没有抖。
她告诉自己不能抖，她是他的家属。
家属不能抖，家属抖了，病人怎么办。
她拿着那一沓文件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坐下来。
长椅是铁的，硬邦邦的，跟她工地的板房一个质感。
她把文件放在膝盖上，低下头，看到自己的手。
手上还有灰，指甲缝里黑黑的，是工地的灰，是隧道里的灰，是他身上的灰。
她从格尔木一路过来，两天一夜没有洗漱。
她的头发黏在头皮上，衣服上有一股救护车的味道——消毒水、汽油、还有他身上的烟味。
她看起来像一个逃难的人，她就是一个逃难的人，她从高原上逃下来，带着他。
下午四点，沈时晚走进监护室。
门是推拉式的，很重，她用肩膀顶开。
监护室里的声音突然涌出来——监护仪的滴滴声、呼吸机的嗡鸣声、护士低声交谈的声音。
这些声音在走廊里听不到，被门隔住了。
门一开，它们就涌出来了，像被关了太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她走到陆野床边，病床很高，她坐下来的时候椅子矮了一截，她几乎只露出一个头。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还是凉的，但不冰了。
从高原下来，海拔降了两千多米，气温升了十几度，他的手跟着暖了一点。
不是很多，一点就够了。一点也是暖的。
陆野没有醒。
他的眼睛闭着，睫毛不动，呼吸在氧气面罩后面一起一伏。
沈时晚看着那张脸，他的脸上没有灰了。
护士给他擦过了，脸上的灰被洗掉了，露出底下的皮肤。
他的皮肤很白，不是那种健康的、有光泽的白，是在隧道里待久了不见太阳的那种白，苍白，灰白，像一张没有晒过的纸。
他的颧骨还是那么高，眼窝还是那么深，下巴上那道凹痕还在。
沈时晚看着那道凹痕，用手指轻轻摸了摸。
他没有动，她把手收回来，放在他手心里。
她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把自己的手指嵌进去。
他的手指没有动，但她的手指嵌进去了。
它们在说——你还在，我还在，我们还在。
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心率六十，血压一百一十。
不是正常人的数字，比他正常的时候好。
在高原上，他的心率经常在一百以上。
到了成都，到了平原，心脏的负担减轻了，心率降下来了。
不是他的心脏变好了，是环境不逼它了。
十五分钟到了。
护士走过来，轻声说：“时间到了。”
沈时晚站起来，把陆野的手放回床上，盖好被子。
她低下头，在他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他的额头不烫了，是温的，人的温度。
她转身走出监护室，门在身后关上了。
走廊里很安静，她坐下来，把脸埋在掌心里，眼泪从指缝渗出来。
她不发出声音，哭了好一阵，哭到鼻子堵了，哭到眼睛肿了。
她抬起头，用袖子擦了脸，站起来去洗手间洗了脸。
对着镜子，镜子里的人很陌生——头发乱成鸟窝，眼睛下面全是黑眼圈，嘴唇干裂出血，脖子上还有灰。
她用水把头发拢了拢，扎了一个低马尾，用纸巾擦了脖子上的灰，擦不干净，她用洗手液搓了搓。
水是凉的，凉得刺骨，但她没有缩。
她把手伸在水龙头下面冲了很久，冲到手发红，冲到手麻木，才关掉。
晚上，沈时晚在监护室外的走廊里坐着。
走廊里还有其他家属，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哭，有的在发呆，有的在啃冷馒头。
她坐在长椅上，膝盖上放着那本黑色笔记本。
她没有打开，她怕打开之后看到里面夹着的顾淮的照片。
顾淮在笑，她已经很久没有翻开那一页了。
她怕翻开之后看到顾淮在笑，她会想——他也在笑。顾淮走了，他还在。
她把笔记本放回背包里，拿出手机。
手机上有几条消息，扎西发的——“姐姐，野哥怎么样了？”
“姐姐，赵队长问野哥的情况，赵队长说隧道的事他顶着，让野哥安心养病。”
“姐姐，工地的兄弟们凑了点钱，让我转给你，给野哥买营养品。钱不多，大家的一点心意。”
沈时晚看着那行字，工地的兄弟们凑了点钱，钱不多，大家的一点心意。
那些人在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地方修隧道，工资不高，条件艰苦，他们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凑在一起，给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
她没有收那笔钱，回了一句：“心意领了，钱不用。他醒了，我跟他说。他听到工地的兄弟们想着他，他会好的。你们注意安全，隧道慢慢挖，不急。他在这里，你们的事就是他的事。他把事交给你们了，你们替他做好。他好了，回去看你们。”
发出去之后，扎西回了一个哭脸。沈时晚看着那个哭脸，自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方医生来找沈时晚。
方远，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四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说话不快不慢，每一个字都像过了秤。
他把沈时晚叫到办公室，门关上了。
办公桌上摊着陆野的检查报告，厚厚一沓，纸白字黑，数字密密麻麻。沈时晚看着那些报告，就像在看他的病历。
“病人的情况我跟你说一下。”
方医生把报告翻到第一页，“肺动脉高压，重度。右心室明显增大，三尖瓣中重度反流，合并右心功能不全。这些指标说明他的心脏已经代偿了很久，现在代偿不住了。
治疗方案我建议两种——第一，药物治疗。用靶向药物降低肺动脉压，配合利尿剂和强心药。但这种方案只能延缓，不能逆转。他如果继续待在高原，病情会继续恶化。
第二，手术。心肺联合移植或者单纯的肺移植加心脏修补。但手术风险高，供体来源困难，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
沈时晚看着方医生。“手术成功率多少？”
方医生看着她，沉默了一下。
“你是他的家属，我跟你说实话。肺动脉高压的手术，成功率因人而异。以他目前的心脏功能，手术风险超过百分之五十。一半的几率下不来台。如果不做手术，靠药物维持，他不能再回高原。不能重体力劳动，不能剧烈运动。也许能活好几年，也许只能活一年。说不准。”
沈时晚的手指攥着膝盖上的布料，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她想到陆野说过的那些话——“隧道不通，我不走。”
“我尽量。”
“你在我这里。”
她想到他在隧道里蹲着啃冷馒头的样子，想到他用手背探锅温的样子，想到他说“喜欢”的时候那个低了半个音的声音。
一半的几率下不来台，一半的几率他躺在那张台上，再也醒不过来了。
另一半的几率他活下来了，再也不能回高原了。他修了十二年的路，他再也不能回去了。
“方医生，他能活下来的那一半，你帮他。”
方医生看着她，说：“我尽力。”
沈时晚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里。
走廊的灯管坏了一根，忽明忽暗地闪着。
她靠着墙，腿发软，但没有蹲下去。她不能蹲下去，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下午四点，沈时晚又走进监护室。
陆野还是那个姿势，躺在那里，眼睛闭着。
但她发现他的手不一样了——手指微微蜷着，像在握什么东西。
她走过去，坐下，把手伸进他的手掌里。他的手指合拢了，握住了她的手。
沈时晚的心跳快了几拍。
“陆野，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他的睫毛动了一下。
“方医生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他说手术风险很大，一半的几率下不来台。他说不做手术，你不能回高原了。你修了十二年的路，你不能回去了。你听了难受吗？我听了难受。我想让你活着，又不想让你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说我尽量，你尽量了。你尽量了，你活着到了成都，你在医院里，有人救你。你尽量了。你再尽量一次好不好？你尽量活下来。你尽量别让我做选择。你尽量选那条活下来的路。你选，你走，我跟着你。你走到哪我跟到哪。你不回高原，我陪你在成都。你在成都，我就不要高原了。我只要你。你别让我选，你选。我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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