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也是。他笑着收起红包。


    只要李和铮愿意给,没有李和铮做不到的事。


    当天晚上,驻站里所有未外派的同事凑在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也各自和家里通了视频电话。没人刻意去凑更浓的年味儿,一切照常,也就是比平时多点人,凑了个热闹。


    姑且算得上是“春节假期”,两人继续一个工作一个陪着,很快,上一批带回来的系列稿件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骆弥生再清楚不过李和铮的行事习惯,他手里的活儿清完了,剩下的全都交到白逐雪手上,就跟他没关系了。


    所以他提前开始清点上一轮外勤消耗的药品与物资,又根据下一趟目的地的环境特点,额外增补了两种驱虫药。那只红包他没随身带,压在了宿舍的枕头底下。现在这个宿舍是他们的“二人小家”。


    同样的,果不其然,他的搭档盯着他收拾的进度,顺势敲定了这趟外勤的日期与目的地。这次他们没打算带旁人,就两个人出发,行动能更利落些。


    这趟李和铮打算走得久一些,中途不折返驻站。他把自己的想法一沟通,敲定了两个落地选题,第一个选了尼拉贡戈火山脚下、被火山灰覆盖的临时难民聚居点,当地的代课老师用火山岩块当粉笔,给失学的孩子们支起了露天课堂。这个选题他惦记了很久,这次正好成行。


    雨林相关的选题也有储备,要深入原住民部落记录传统狩猎技艺,有完整的叙事锚点,但部落对外人戒心极重,且存在传染病传播风险,加之李和铮还想避一避雨林的风头,这个选题暂且延后。


    另一个,他们打算去戈马市的战地康复中心,记录那些因地雷伏击致残的平民。在假肢供给不足、配套条件简陋、医疗水平落后的处境里,这些因战争残缺了肢体的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


    目的地敲定,填报申请,两人轻装上阵,迅速启程。


    他们出发后的头一个月,驻扎在尼拉贡戈山脚下的难民营里,日日和数十名孩童待在一处。那些孩子们晨起后,便会自发地围坐到一块平整的岩台边,那位读过些书的代课老师,就用一块块就地取材的火山岩书写字母,写成单词句子。孩子们有的效仿她捡石头,有的用指尖沾着灰,跟着一笔一画地书写。


    李和铮时常会坐到这个小圆圈的外边,也不拿相机,只是安静地旁听这堂露天课。


    骆弥生便在不远处临时搭建起来的小棚子里,处理些难民营里的小磕碰、划伤的小伤口。难民营里的人大多没有规范处理伤口的概念,感染是常有的事。


    苦难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只要还有人识得字,教育就还在往下传。


    待得久了,李和铮整理素材时,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拍了许多孩子的笑脸。


    他自我审视,只觉得,这似乎是心境变了,镜头的落点也跟着偏移。他周遭的环境早已算不得适宜人类正常生存,看不见明天更谈何未来。


    可所谓的不知道有没有意义的“教育”,仍在灰堆里艰难延续,孩子们仍能露出透亮的笑,这些画面落在镜头里定格。


    在宿处,他掌一盏夜灯对着底片沉心思索时,骆弥生就坐在对面写简易病例。他把常驻的难民们常见病症、用药记录整理成册,方便日后有人道主义救援队伍过来时,能对这里的病患情况有个初步认知。


    远处时常传来闷响。正值雨季,那声响像雷声,也像炮声,在这里早已经混作一团,分辨不清。可桌前这盏灯,每晚都亮着,照着每一个太阳未曾升起的长夜,也照向仍未来临的和平。


    似乎总在和孩子打交道的李和铮,索性再多花些时日和孩子们相处。他准备在这里深挖这条线索:战火之中,教育该如何存续。


    一直待到第二个月,两人才收拾动身,转道前往戈马战地康复中心。


    戈马的这处战地康复中心之所以担得起 “康复中心” 的名头,是因为这里确实在推行假肢适配。只是并非人人都能配到合身的假肢,也并非人人都能获得这项在生存面前近乎奢侈的人道主义援助。


    也因此,这里成了和所有临时救助点都不同的地方。走廊里会听到金属假肢磕碰水泥地的笃笃声此起彼伏,因战致残的人们扶着栏杆慢慢挪步。有人扶着栏杆第一次独自站稳,有人早已忘了走路的滋味,像学步的孩童般,带着这副不合身、也不听使唤的 “新肢体”,一步一步试着重新走起来。


    战争会倒退的又何止是文明。


    另外,由于科室设置特殊,这里的康复医师维持着和正规医院相近的巡床制度,他们会介入复建,也会细致地逐一对患者的残端肌肉状态做按压评估。李和铮混在人群里,静静地看着那些一瘸一拐挪步的身影,大约一天没怎么开口说话。


    骆弥生有点见不得这场面,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学着李和铮的样子,像个记者那样,主动找起了切入点。


    他以医生的身份靠近了几位正值壮年却丧失劳动力的难民,问了问他们的经历,问他们从前如何来赖以谋生,又有着什么样的家庭,再去简单传授些居家就能做的康复训练动作。


    李和铮没说话时,他就不停地说,说到李和铮烦死他了,给了他一个吻封住了他的喋喋不休。


    但是他也不是没带来有用的信息。他还真的选到了一个李和铮会喜欢的选题。


    第二天他们来到了一间病房,看清了病房里的设施后,李和铮倒了杯水,放在一位肢体残疾的老者手边。


    ——这里几乎见不到老人和孩子。孩童受了这般重伤大多撑不下来,老人则早就在生存的筛选里被落在了后面。那么这位老人身上有什么故事,成为了这个系列报道的主线。


    又是一个月过去。李和铮拍掉了带来的所有卡。他的习惯是白逐雪写完稿子之前不格卡,素材也够了,卡也没有多余的部分能让他拍了。


    当晚,在返程之前,李和铮头一次写了一段随笔。


    而这段随笔混迹在所有传给白逐雪的稿件里后,她一开始没发现,有天晚上睡不着觉,又翻起来,突然看到了还有一个文档,文件命名是“1”。


    “从结束了在戈马康复中心的采访后,我忽然想起,我也曾有四年时间,是个走路时瘸着腿,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外力才能正常行走的人。


    看过太多战火,很容易生出一种错觉:生存本身就是最高命题,只要人还在呼吸,就已是天大的幸运。至于 “生活质量”,是个太过奢侈的词汇,不值一提。


    以至于连我都忘记了,人不该只这样活着。战火可以损毁肢体,可以摧毁家园,却不该连人感知生活的精神也一并削去。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只停留在 “活下去” 上时,“活得像个人” 这件事,又该从哪里谈起?


    我们愿意为珍稀动物划定保护区,愿意耗费心力让每一个物种都保有体面的生存状态,我们承认万物都该拥有不止于 “存活” 的生命质量,却常常忘了,身处战火里的同类也同样需要。


    环境的挤压、生存的重压,很容易让人慢慢失去感知幸福的能力。在那些终年被苦难笼罩的地方,很多人早已默认光明不会降临。但我从入行第一天到今天,不曾动摇。


    说起来有些讽刺,我原本也是对“苦难”没有实感的人。我生在和平的国家,长在安稳的家庭,战争原本离我十分遥远。


    那年的腿伤,是我迄今为止上过的最为生动的一课。


    生命的质量从来不是恒定的。它会在伤病里折损,会在苦难里消磨。人这一生长度有限,厚度无穷。对我而言。真正定义它的,从来不是你活了多久,而是你经历过什么,又守住了什么。


    受伤后的那几年,我本应靠着拐杖走路,只是不愿,使得另一条腿的磨损也超了负荷。我借着那段休养的时间慢慢把身体养了回来。


    我是有机会去修正那种消磨的。如今我的腿早已痊愈,痊愈到我时常会忘了自己曾一瘸一拐地走过那么长的路。可身体记得,记得那段时间的营养不良,记得长期战地生活留下的损耗。


    我也明白那种麻木。在日复一日的枪声里,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封闭起来,用冷漠和迟钝自保,仿佛只要关上心门,就能少受一点伤害。


    可我们不该止步于此。


    就像我们留有余力时会拼尽全力去保护濒危物种一样,我们也该伸手去托住身处战火里的同类。停火不是终点,援助也不是终点,最终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个人都不必靠封闭自己来求生,让他们都能重新拥有敞开心扉的勇气,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


    这是我做战地记者的第十二年。


    也是我至今仍在相信的事。”


    白逐雪几乎从不往战地给李和铮打电话。但这一次,她读完这篇从来没见李和铮写过的随笔,没半点犹豫,开始想办法往大驻站打电话,接通后要求转接李和铮。她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想和他通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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