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所受刺激过于巨大，或者千丝万缕，不能理清，以张居正的思路敏捷，反应极速，居然也呆呆坐在原地，不发一声了。
说书人倒也没有打搅他，兀自坐在书桌后翻看奏折；等到一本看完，才徐徐开口：
“叔大，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张居正慢慢转过头来，缓缓眨了眨眼睛，仿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终于从思维的泥沼中挣脱出来：
“那位——那位朱四先生，特意上来，就是为这个么？”
杨易猝不及防，倒是愣了一愣：
“你居然关心这个吗？”
他还以为张学士要大受刺激，大喊大叫，立刻从书房里狂奔出去，在西苑内拼命叫嚷，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呢——当然，不可收拾也没有什么，毕竟这样的风波都是小事，久经考验的大太监们肯定还是能收拾下来——毕竟他自己也知道，可能事实的真相，确实稍微生猛了一点。
不过，受到如此震撼之后，竟然都还能收摄心神，牢牢扣准起初的话题，而没有狂躁失态，混乱崩溃，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抵也不过如此了……张叔大，你这家伙——
面对说书人难得诧异的目光，张居正只微微垂眼。就在刚刚短暂的惊骇与震动中，他已经敏锐把握到了关键：皇权本身无力反击，内阁重臣尽数沉默，朱老四先生的态度亦如此暧昧，恐怕事情内部另有隐情，隐情的底细还全然不可揣测；就算他这个小学士受了刺激喊叫出来，又能改变什么事实呢？不止徒劳无功，只怕反而要搅乱整个局势呢……
说难听些，朱家的人自己都不急，你又急的是什么？
再说了，以他某种微妙、古怪、难以言说的念头而言，从真正心之深处，他也未必就那么愿意把事情闹大，把局势搞崩，将现在好容易达成的一点成就，因为某种怪异的权力纠葛，而统统都葬送掉。
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你又何必搞这么明白呢？搞得这么明白，又到底有什么好处？
京城的混乱平息了，倭寇的祸乱弹压了，皇室的开支缩减了；国家好容易有了一点恢复元气的希望；他日思夜想，盼望许久的理念，似乎也终于显露出了曙光……这样的形势，你为什么就非要破坏？就算有什么疑问，就不能旁敲侧击，保持一点基本的体统么？
总之，张居正沉默少顷，只道：
“请先生赐教。”
“……好吧。”说书人微微一愕，恢复平静：“我猜，他更多是受了我的刺激。”
受到了刺激，明白了过往教育方针绝不可持续，这才着急忙慌，布置后手——真君是不能指望了，哪怕现在衡水化作息逼迫再狠，他这张旧船票也登不上新时代的船了；但后面的鸡一鸡或许还有期望；后面的鸡一鸡总比不鸡要好，哪怕皇室再不能引领这个新的时代，至少要设法理解它——
所以，这都是说书人的功劳。说书人来了以后，皇室会重视教育、关注技术，还会约束宗室，淘汰废物，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聪明人，而是因为说书人来过！
啊，太伟大了，说书人！
“您的刺激。”张居正低声道：“到底是什么——”
“我明确告诉他，这个国家必须要完成技术革新，必须要引领技术进步，一旦停止，就等于自取灭亡。”说书人悠然道：“我还告诉他，我不能允许这个国家自取灭亡，所以它必须前进，不惜代价的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前进的速度还不能太慢。”
“不惜代价的前进——这个意思是……”
“在我离开之前，内阁曾经有个动议，说是要尝试用新研制出的水泥整修入京的通道，减少将来运输的消耗。”说书人打断了张居正，从桌案中抽出一叠奏折：“这个动议执行了吗？”
张居正微微一愣，不明白怎么回突然荡开一笔，转移话题，但还是回话了：“还在尝试推行，尽量减少阻碍……”
“有什么阻碍？”
“征地。”
喔，入京道路年久失修，早就被人侵占挪用了；现在重新整修，当然要想办法拿回侵占的土地——但这玩意儿是能轻易拿回来的吗？内阁还在拼力撕扯当中呢！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代价’了。”说书人轻描淡写道：“如果继续拉扯，还要拉扯多久呢？浪费的人力不是代价吗？浪费的时间不是代价吗？现在修一条路都能拖延这么久，将来办更多、更大、更复杂的事情，又要敷衍多久？长期这么下去，还能办成多少事情？一万年太久，当然只能朝夕必争。”
怎么朝夕必争？怎么避免拖延？张居正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竟然难以接话——聪明如他，当然不会想不到最方便、最快捷的办法是什么；尤其抗倭之战以后，说书人大刀阔斧，调动职位，手法更是触目惊心之至。
海瑞被正式升到了参政的位置上，等于实控台州金华等前线一切要害；立下战功的戚继光则带着亲自招募的军队转至山东，名义是休整协调，实际上还在扩张规模、更新装备；只不过费用都是来自于向西班牙人的借款，在公开账目中难以寻觅踪迹而已。
不过，手脚再如何隐蔽，用心却极为显著——说难听些，山东离京城有多远？内阁要是狠下心来，将抗倭兵乔装调几个来“协助修路”，那确实用不了几天，就能轻松写意，将一切明里暗里，有的没的阻碍给清除干净，于是他们就又可以前进了，不择一切手段的前进；至于前进的代价，当让就由某些人来全权支付——
可是……
“动用这样的手段。”张居正呼吸都有些急促，不能不强自压抑，才稳定语气，不露征兆——他甚至都不愿意直接说出那“手段”的名字，仿佛一旦说出，就打破了某种禁忌，必将面临恐怖的结局：“是不是太过火了？”
“我只期待成果。”
真是冷冰冰的、漠然的、毫无辗转的回答，简直让人想起了某些可怕的领导，不做人的甲方，刻薄尖酸的上司……不过，说书人总比领导要好一些的，他已经为张居正做了恰当准备了：抗倭兵所提供的暴力保证，高层权力的绝对垄断，技术与生产力的背书——理论上讲，只要张居正狠下心来，不顾一切，他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立刻拿出成果，没有任何足以抵挡的障碍；人家还真不是在刻意为难下属，只不过——
“这样做，恐怕会有巨大的反扑。”
“什么反扑？”说书人道：“敢于抢占土地的多半是勋贵，他们能调兵造反？”
“那倒不至于——”
确实不至于，带明皇权的集中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任何一个权势人物拥有独立于皇帝操纵武装的能力；更别说开国两百年勋贵养尊处优，政治水平沦丧殆尽，你别说让他们组织人手搞点什么惊天大事了，就是管住裤·裆不要给自己全家丢脸，都已经是绝对不可完成的任务，说难听些，勋贵的政治能力，甚至退化到和宗室相差无几的地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侮辱，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所以，你害怕什么呢？”
是啊，他害怕什么呢？张居正有些卡壳了；长久以来，不开罪勋贵已经成了大明朝不可言说的政治规则；所有重臣小心翼翼的维护这种规则，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想钢印？开罪勋贵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以过往的惯例判断，那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好回答的；勋贵是大明王朝政治平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位置就是位置，哪怕位置上的人早已腐蚀殆尽，留着这个位置都能保持某种和谐；繁殖，如果贸然破坏这个生态位，那么皇权本身的稳定就可能遭遇严重威胁；所以一切稍有常识的皇帝（此处排除叫门天子），当然都会设法庇护勋贵，维持平衡，痛击一切敢于逾越的文官，直到红线清晰判明，再没有人敢冒险为止。
……但现在，勋贵维持皇权稳定的作用，对于说书人还有半毛意义么？
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又绝没有捍卫自己的手段，那么收拾他们与否，其实也就在上位者的一念之间……而现在看来，至少杨先生是不打算容忍他们了。
不过，人心总有侥幸，即使已经隐约猜出来说书人的意思，张居正仍然挣扎片刻，低声询问：
“……那么圣上那边。”
“皇帝不会有意见的。”
“朱四先生那边——”
“朱四也不会有意见的。”
好吧，最后的侥幸也破灭了。皇权一切可能的反扑，都已经被弹压于无形了——当然，这也是不奇怪的，张居正闭了闭眼，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理论上讲，他应该勃然大怒，拂袖而起，立刻与这样狂悖荒谬的言行划清界限，表达士大夫必须要有的耿耿忠贞——但现在呢，反正他现在一动没动，闭上眼睛，随即又睁开：
“我记得，朱四先生在江浙对当地的宗室大肆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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