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黑色轿车今天不在。他知道它不会在了，因为它不需要再在了。他要离开北京这件事，他没有告诉程墨具体时间。他觉得没有必要，这本来就不是为了程墨才做的决定，就像他对程墨说的那样，是他自己想清楚了。
他走到地铁站口的时候停下来，掏出手机，给房东发了条消息：阿姨，我月底退租，押金你照合同扣就行。谢谢您这几年的照顾。然后他把手机收进口袋，走下台阶，坐上了回出租屋的地铁。
601室在雨天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安静。他推开门，雨声被关在外面，屋子里只剩下暖气片咕噜咕噜的水声，供暖还没正式开始，但管道已经在试水了。
宋驰不在，大概是加班，金鱼在窗台上慢悠悠地游着，三条红色的尾巴在水里轻轻摆动，他对它们挥了挥手。他走进房间，站在床边环顾四周，要收拾的东西其实也不多。
衣服，书，电脑，那台和程墨平摊了一百五十块的咖啡机。他站在咖啡机前面，手指碰了碰那个银白色的开关，上次程墨按错的那个。他想了想，决定把它带走。不是因为值钱，是因为它还能用，而他以后写稿子也需要咖啡。
他花了整个周六来整理行李。把衣柜里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卫衣，那件袖口脱了线的工装外套，那条起满了毛球的围巾，还有那件他从来没穿过的、程墨留在衣柜里的大号家居服。
他叠那件家居服的时候停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在了一边。他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拿下来，《我与地坛》，《局外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些都是程墨买的，他决定留给宋驰。他自己的那几本《北方的海》，《边城》，几本旧到发黄的文学杂志，还有那本加缪的《我心中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放在行李箱的最上层。
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他拿在手里翻了翻，书页已经旧得起了毛边，有两道铅笔印并排画在同一行字下面，碰在一起，像两个沉默的人的肩膀。他把这本书放在加缪上面，放稳了才松手。
他把抽屉里那本手账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淡黄色便签，字迹工整有力：“冰箱里有饺子，记得吃。”还有一张淡蓝色的便利贴，字迹工工整整：“同事给的，我不喝咖啡，给你。”他把这两张便签并排夹在手账本的第一页，合上，放进随身背包里。
那顶纸王冠放在手账旁边，他拿起来看了看，金色的，上面镶着各种颜色的假宝石，底座镂空刻着复杂的花纹。他把王冠戴在头上试了试，又拿下来，小心地放进背包最里层，用一条围巾包好。
他把自己那包银钗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还剩三根。他看了看，然后把它放扔到垃圾桶了，他决定不再抽了。
房东回消息说可以退租，押金按合同扣掉清洁费和最后一个月的暖气费，还剩六百，下周打到卡上。他在微信上跟云衢的秦经理提了离职，秦经理说没问题，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行。他算了算时间，下周三最后一班，周五交房，周六的火车。时间刚刚好。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傍晚，陈倦野把那盆绿萝浇了最后一次水。水从花盆底孔渗出来，在托盘里积成一小片亮晶晶的水洼。他把托盘里的水倒掉，把花盆擦干净，放在茶几上，旁边留了一张纸条给宋驰：绿萝每周浇一次水，金鱼每天喂两次，一次一小撮，别多喂。冰箱里还有半盒鸡蛋，你吃了吧。保重。
然后他换上那双旧运动鞋，推开门，走下六层楼梯。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没有修，他摸黑往下走，每层转角处都有一扇窗户，窗外的天已经变成了深蓝色，胡同里的路灯刚亮起来，把那棵老槐树的枝丫投在对面墙上，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
他走过那家便利店，走过那家面馆，走过地铁口，走过地坛公园紧闭的大门，走过那些他和程墨一起走过的每一条路。最后他停在长安街边上，和那天晚上一样的位置。故宫的角楼还在那里，六百年来一动不动。风比那天更冷了，冬天已经踩在秋天的尾巴上。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看着那些车流和灯火，想着自己三年前拖着行李箱从西站出来时对自己说的那句“我一定会在北京闯出一片天”。他不知道这算不算闯出来了，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输，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赢。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指尖碰到一张硬硬的纸片，是那天签售会的入场券，他忘了扔。他把券拿出来看了看，然后放回去，转身往回走。明天就走了，今晚要早点睡。
第59章 北京往事
陈倦野先回了老家。
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卧铺车厢里有人打鼾，有小孩在哭，有人在用方言打电话。隧道黑漆漆的，车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一张比以前更瘦削却也更平静的脸。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耳机塞进耳朵里假装睡觉，只是靠着窗，看着那些一闪而过的农田、村庄、高压线塔，想着三年前他坐反向这趟车去北京的时候，箱子里装的是羽绒服和简历，脑子里装的是“我一定能在北京闯出一片天”。
现在他回来，箱子里装的是书，脑子里装的是一些还没被写成文字的东西。
到家的时候是傍晚。母亲站在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粉，看见他从车里钻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说回来了？他说嗯，回来了。父亲从客厅里走出来，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提了一下说这么重，装的什么？他说书。
父亲说还是那些没用的。他把咖啡机放在厨房角落里，母亲问这是什么，他说做咖啡的，明天给你做一杯尝尝。母亲说苦的有什么好喝。他说不苦，加了奶很香。
在老家的日子很安静。每天早上被鸡叫醒，起来的时候母亲已经把早饭做好了，小米粥、馒头、腌萝卜条，他坐在小时候吃饭的那个位置，窗外是院子和一棵柿子树，柿子红了，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有麻雀在上面啄。他吃完饭洗碗，然后坐在自己小时候那张书桌前，桌子太矮了，他的腿伸不开，只能侧着坐，打开电脑，整理那些他在北京断断续续写下的碎片。
那些碎片是在601室的深夜里写下的，在地铁上用手机备忘录记下的，在云衢更衣室里趁休息间隙敲在微信对话框里发给自己的。
有几句是写程墨的，有几句是写北京的冬天的，更多的是写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情绪，那种站在人群里却比任何时候都孤独的、被这座城市吞没又吐出来的感觉。他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打开，归类，编号，像拼图一样在桌面上铺开。他没有立刻开始写，他知道还不够，这些碎片还不够。他需要更多的安静，更多的独处，更多的时间把那些还没有消化的东西消化掉。
在老家的那段日子，他帮父亲修了院子的篱笆，陪母亲去赶集，给家里的老狗洗了一次澡。除夕那天他贴了春联，和母亲一起包的饺子，晚上陪父亲喝了半斤白酒，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到一半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主持人正在倒数，父亲靠在沙发上打着鼾，母亲给他盖了条毯子。
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天空和远处零星的烟火，想起前年除夕他在601室和程墨一起站在窗前看烟花，程墨说“新年快乐”，他说“新年快乐”，然后他们在黑暗里对视，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是他们之间第一个没有说破的瞬间，也是最后一个。那些瞬间现在想起来，像是发生在上辈子的事。
过完年，他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不是回北京，是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小城。他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最后选了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它靠着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湖，四季分明但冬天不像北京那么冷，房租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
他把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自己想好了就行。父亲说没钱了打电话。他说好。走的那天母亲往他包里塞了两罐腌好的萝卜干和一双新织的毛线袜子，父亲把他送到车站，站在检票口外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走了。他站在队伍里看着父亲的背影，忽然发现他的头发白了一半，肩膀也比以前窄了。而自己这些年在北京，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父母的背影。
小城在一个湖边上。湖不大，四周是低矮的丘陵，山上种满了茶树，春天的时候茶农戴着斗笠在梯田里采茶，远远看去像一排彩色的棋子。
他的房子在湖边一栋老居民楼的二层，一室一厅，带一个小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见湖。楼下有一家卖馄饨的小店，老板每天早上五点开门，手工擀皮，汤底用骨头熬的，一碗四块。他每天早上走到楼下吃一碗馄饨，然后去湖边散步。
湖面上有雾的时候，对岸的山峦像一幅被水洇开的水墨画，看不清轮廓，只剩下深深浅浅的青色。他沿着湖边走一圈大概四十分钟，走完回来冲个澡，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写。
写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他在北京写了三年广告文案，以为那已经是文字工作里最痛苦的形态了，直到他开始写自己的东西才发现，那只是无聊，不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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