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倦野从兜里掏出手机想拍下来，被小周拦住了，说菜单不能外传，让他用笔记。他从更衣室找了一截铅笔头和一张废纸，把那些菜名一个一个抄下来，松露野菌汤、香煎银鳕鱼、慢炖牛肋排、黑松露烩饭，他的字因为写得急而歪歪扭扭，可每一笔都很用力，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那些不断涌上来的陌生和局促。
午市的高峰期从十一点半开始。陈倦野被安排跟着一个老员工传菜还不能独立上桌，只能把菜从厨房窗口端到传菜口，再由别人送到客人面前。
他端着托盘在厨房和传菜口之间来回穿梭，手臂打直，手指紧扣，汤不能洒，菜不能凉，走路要快但不能跑，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别撞到突然出来的人。
那条走廊他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又从另一头走回来，一个中午走了不下五十趟。
午市结束后是员工餐时间，他和其他几个服务员挤在员工通道尽头的一张小桌子边，吃的是厨房多做的工作餐，米饭、炒青菜、红烧鸡块。他吃得很急，五分钟扒完了一碗饭，然后把碗收走，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休息了十分钟。下午两点到五点是备餐时间，相对轻松一些，但也不闲擦酒杯，叠餐巾，补台卡，检查今晚预订的每一桌有没有缺漏。
那个老员工一边擦杯子一边跟他聊天，问他之前做什么的，他说做广告编辑，那人挑了挑眉，说那你写字的跑来端盘子干嘛。他说缺钱。那人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把手里的抹布递给他让他把剩下的杯子擦完。
晚市是他第一天工作的真正考验。晚上的客人和中午完全不同，中午大多是商务简餐，西装革履的人点个套餐喝杯咖啡谈完就走；
晚上才是真正的高端消费，每一桌都坐着穿晚礼裙的女人和戴名表的男人，开一瓶酒的价格顶他半个月工资，一份牛排的价格够他交一个月的燃气费。
包厢里是提前预订好的生日宴，大堂散台全满，候位区还坐着几组没预订的客人。
整个餐厅像一台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高速运转，任何一环掉链子都会影响全局。
陈倦野被安排负责传菜到大厅散台。他开始独立上桌了，左手托盘，右手上菜，面带微笑，报菜名，说一句“请慢用”，然后退后一步再转身离开。
这些动作他已经在脑子里演练了无数遍，可第一次真正面对客人的时候还是出了错。他
把一份香煎银鳕鱼端到了邻桌，那桌客人还没点这道菜，秦经理从前台大步走过来，压低声音说了句“稳住，别慌”，然后亲自把菜端回了正确的桌子，又回过头来看了陈倦野一眼，给了他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点头，意思是你继续。
陈倦野站在那里，托盘还端在手里，脸颊烧得发烫，不是被骂了，是羞愧，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而是因为在这么忙的时候还得让别人替自己擦屁股。
他没有时间沉浸在羞愧里，因为下一道菜已经在传菜口等着了，厨师在窗口后面用急促的语气喊了一句什么，他没完全听清，只听到了“牛排两成熟”几个字，赶紧端着托盘过去。
从那之后他没有再犯错，不是不会犯了，而是他整个人进入了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每一步都想三遍再迈，每一道菜都在心里默念两遍桌号才端。这种状态持续了四个小时。
晚上十点半，最后一桌客人离开。陈倦野和几个同事一起收拾散台，撤桌布、摆新餐具、擦桌子扫地。他蹲在地上用抹布擦一块红酒渍的时候膝盖已经僵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黑了一瞬，扶着桌沿缓了两秒，然后继续干。
小周从旁边经过，往他手里塞了一颗润喉糖，说第一天都这样，回去泡个脚睡一觉就好了。秦经理在收工前把他叫到一边，说今天的表现虽然有小失误，但态度可以，反应也算快，让他下周五继续来报到。陈倦野说好，谢谢秦经理。
走出国贸三期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半了。北京的冬夜冷得刺骨，他站在旋转门外，把外套裹紧，往地铁口走。
脚步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孤独的回响，头顶那些水晶吊灯的光被他甩在身后，越走越远，直到他走进地铁口那个灰扑扑的入口时，那些光终于彻底消失了。他在地铁里靠在车门边，车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掌上被托盘压出了两道红印，右手拇指侧有一小块不小心碰到热盘边烫出的浅浅印记，不疼，但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已经破了，过几天会变成一小块暗红色的疤。
他看着自己的手，又抬起头看了看车窗上映出的自己的脸，那张脸和他今天早上出门时在镜子里看到的不太一样了。确实疲惫，眼底的青色更深了，嘴唇干得起皮，下巴上冒出了浅浅的胡茬，像是一块原本打磨得很平滑的石头被扔进了湍急的水流里，棱角还没磨出来，但表面那层浮尘已经被冲掉了。
他把手从车窗玻璃上移开，插进外套口袋里。
列车在隧道里呼啸着往前冲，窗外是一片漆黑的、什么都没有的虚空，只有偶尔闪过的信号灯像一颗孤独的星星，亮了一下就消失了。
他在东四十条下了车，拖着两条不属于自己的腿穿过那条走过无数遍的胡同。路灯还是那么暗，地上的薄冰反射着惨白的光，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头顶交错。他没有在胡同口停留，没有从兜里摸出那包银钗，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尼古丁，是一盆热水和一整个夜晚的沉睡。
爬上六楼，他站在门口掏钥匙。客厅灯还亮着，林桥还没睡，听见门响，往这边看了一眼，透过那副黑框眼镜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不是打量，不是关切，就是一种沉默的、不打扰的确认。
陈倦野换下那双被汗浸湿的袜子，把工服叠好放在包里，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刷了牙。
他没有泡脚，因为没有热水袋也没有泡脚桶，只能用花洒冲了冲发胀的小腿然后擦干。他走进房间，把门关上，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还和昨晚一样从灯座延伸到墙角。
窗外的风声呜咽着，暖气片里的水声咕噜噜响，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秦经理发来的下周末排班表，周五晚上六点到十点半，周六全天，周日上午。
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这一觉睡得很沉，没有梦，没有辗转，连翻身都没有，是从身体到意识都彻底断电的那种沉睡，像一台终于被允许熄火的机器，在黑暗里无声地冷却。
第41章 立冬
程墨是在立冬那天发现自己再也拼不好一座手工小屋的。
那天他难得没有应酬，没有会议，没有爷爷在电话里说“晚上回来吃饭顺便见个人”。
他在国贸顶层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面前摊着那本从二环老房子带出来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书页翻到一半，停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重新向费尔明娜表白的那一章。
他已经在这一页停了一个多月，每次翻开都是同一段“费尔明娜，”他对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可每次读到这里他就读不下去了。不是因为文字不好，是因为他会想起另一个人。
那个人曾经窝在沙发和茶几之间的缝隙里，膝盖上摊着这本书，读到弗洛伦蒂诺在花园长椅上等费尔明娜的时候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
那个人曾经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说“那就是背叛”，语气笃定得像是在陈述一条物理定律。
那个人曾经在他问“你觉得呢”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说：“那是理想。理想和现实，是两回事。”
他把书合上，靠在椅背里，看着落地窗外灰蒙蒙的天际线。
十一月的北京从这栋楼的顶层看出去，是一片被雾霾和暖气水蒸气模糊了轮廓的钢筋水泥的森林。
国贸、央视大裤衩、中国尊，那些他在二环老房子里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的建筑，现在就在他窗外，近得像是伸手就能碰到。
可他觉得它们很远，比从601室窗户看出去的那棵老槐树还要远。
这间办公室是爷爷让人收拾出来的，说是“你的地方”。红木办公桌，真皮转椅，墙上挂着启功的字，桌上摆着爷爷年轻时在海南拍的一张黑白照片。
一切都很有分量，很有来历，很有程家该有的样子。程墨搬进来的时候只带了三样私人物品，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个拼了一半没拼完的手工书店，还有一盒陈倦野忘在茶几底下的烟，银钗，还剩十三根。
他把烟放在抽屉最深处，和那些他从来不用但必须有的名片夹、钢笔、备用手机放在一起。他不抽烟，但每次打开那个抽屉，看见那个银色的盒子，他就会想起陈倦野站在楼下吹冷风散烟味的样子，想起自己假装没发现他偷偷洗衣服的样子，想起他说“我就是如此心机懒惰的人”时嘴角那个藏不住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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