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地铁车厢里，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身体随着列车的晃动轻轻摇摆，眼睛看着车窗上映出的自己，那张脸他越来越不愿意看了，不是因为老了或者丑了，而是因为他认不出那双眼睛里藏着的东西。
他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想的不是这样的，他想的是写小说，写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可以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可以被读者记住、可以在很多年后还有人去图书馆借阅的、有分量的文字。
可现在他在写什么？
他在写那些连客户自己都不会看完的广告推文，在写那些“性能提升百分之三十”“为您带来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之类的废话，这些东西的生命周期短得可笑，发出去的那一刻就死了，像夏天的蚊子，嗡嗡嗡地飞一阵子，然后被拍死在墙上，留下一摊谁也不会去擦的血迹。
他当然想过离开。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不知道多少圈了，每一次都转得他头晕目眩，可每一次他都又把自己按回去了。
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这份工作，他恨这份工作，恨那些稿子，恨周主编催稿的语气，恨客户那些永远说不清楚到底想要什么的反馈，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了能干什么。
他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出来能做的工作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样，编辑、文案、老师、考公，哪一样不是写字？
哪一样不是把字卖给那些他根本不关心的人和事？他以前觉得自己能写，是因为在学校的文学社里，老师夸他天赋好，同学说他写的东西有灵性。可天赋是什么？灵性是什么？如果它们不能换成钱，不能让他在北京活下去，那它们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他想起自己刚来北京时在地铁里看到的那些年轻人，穿着体面的衣服，拎着公文包，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他当时想，我不会变成那样的。
可他现在就是那样的，他甚至比他们还不如，因为他们至少看起来像是在做一件自己选择了的事，而他连这个都做不到。
经济压力是一个他不太愿意去碰的话题，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它太大了，大到他一碰就会把自己砸伤。
他每个月税前六千的工资，扣完五险一金到手不到五千，房租，交通，吃饭就算再省也要一千出头，再加上偶尔买本书、买杯咖啡、买点日用品，月底能剩下一千多就算很不错了。他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参加任何需要花钱的社交活动，甚至不敢想以后，以后要怎么办？他一直租这间房子吗？一直写这些稿子吗？一直在北京这样漂着吗？
这些问题他不敢深想，因为每个问题的尽头都是同一个答案：他没办法。
遇到程墨之后，日子确实轻松了不少。
那些看不见的花销，那些让他每次掏钱包都要犹豫一下的东西，不知不觉地被程墨接了过去。
家里的菜是程墨买的，调料是程墨添的，水果零食饮料这些额外的东西，也都是程墨顺手带回来的。咖啡机是两个人平摊的，可后来买的那些豆子呢？那些他从二手平台上淘回来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呢？还有那次他随口说了一句家里的台灯太暗了，第二天茶几上就多了一盏新的，暖黄色的光，照着书页不刺眼。他问程墨多少钱，程墨说没多少钱，你别管了。他当时没有再追问，因为再追问就显得太矫情了，可他心里一直记着，像一根刺，不疼，但你知道它在。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被照顾”的感觉。
感激是有的，可更多的是不安，一种说不清来由的、像猫爪一样轻轻挠着他的不安。他从小被教育要独立，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要欠别人的。可他现在欠了，欠了程墨很多，多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还。他可以在程墨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可以在他忙的时候把家里收拾干净，可以在他累的时候给他捏捏肩膀，可这些够吗？这些和那些他心安理得享受的东西比起来，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放在秤盘上，连指针都懒得动一下。
他有时候会想，程墨到底有多少钱？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问过，因为问了就显得他图什么似的。可他不问不代表他不想知道，他当然想知道，他好奇得要命，那种好奇不是探究别人隐私的那种，而是一种更本能的、类似于站在悬崖边往下看的那种感觉，他想知道自己和程墨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深，深到看一眼就会眩晕的那种。
而程墨身上那些他总是看不清的部分，让这种不安变得更浓了。
程墨每天出门是去哪里？他说是“家里的事”，可“家里的事”到底是什么？是公司的事，是应酬，是开会，是那些他只言片语里透露出来的、听着就很复杂很庞大的东西。
陈倦野没有问过细节，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他怕自己知道了之后，会发现那个距离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大到不是站在悬崖边往下看，而是站在地面上抬头看天上的星星，你看得见它，可你知道你永远够不着。他有时候会在程墨出门前随口问一句“今天去哪”，程墨的答案永远是那几个词“出门一趟”“有点事”“见几个人”，不多不少，刚好够回答他的问题，又不至于让他追问下去。
他知道程墨不是故意瞒他，而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就像他也不知道怎么跟程墨说那些稿子有多恶心、周主编有多烦、他有多想辞职一样。
有些话说不出口，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因为说出来就会变成真的，变成一种你再也无法忽视的重力，拖着你往下坠。
深夜的凝视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像呼吸一样的习惯。
他不只是在看程墨的脸，他是在确认，确认这个人还在，确认这双手还搭在他身上，确认这一切不是他焦虑过度的大脑编织出来的一场过于逼真的梦。
程墨在睡梦中偶尔会动一动，手臂收紧一些，或者翻个身面朝另一边，每到这时候陈倦野就会盯着他翻过去的那面后背，那块宽阔的、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肌肉线条的区域，心里那个声音又开始问了：
如果有一天他走了呢？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你其实没那么好，你太普通了，你的工作拿不出手，你的未来看不到光，你甚至付不起一杯像样的咖啡，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飞走了呢？
神祇终究是要回天上去的，他只是在人间短暂地停留了一下，恰好落在了你身边，可这不是他的家，你也不是能留住他的人。
他知道自己想太多了。
他也知道这些“想太多”很大程度上是他那个容易泛滥的文艺病在作祟。他从小就是这样，看见一片落叶就能想出一个故事，听见一首歌就能在脑子里过完一生，别人觉得稀松平常的事，到了他这里就会被放大、被变形、被涂抹上各种不属于它的颜色。
以前他以为这是天赋，是他的敏感让他能写出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可现在他越来越觉得这不是天赋，而是诅咒，因为它让他无法安安心心地活在当下，无法坦然地接受程墨对他的好，无法不去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却已经在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的离别。
他不打算把这些话说出来。
不是因为他觉得程墨不会理解，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说出来会显得很矫情。
“程墨，我总觉得你会离开”，这句话他怎么可能说得出口？说出来程墨一定会说“你想多了”或者“我不会的”，然后呢？然后他就信了吗？他就不会再想了吗？他太了解自己了，那些念头不会因为程墨的一句“我不会”就消失，它们只是暂时被压下去了，等下一个深夜来临，它们还会从水底浮上来，咕嘟咕嘟的，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
所以他选择沉默，选择把所有那些翻涌的、不安的、矫情的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消化成胃酸，再变成无声的叹息，在程墨睡着之后轻轻地呼出来，呼进枕头里，呼进窗帘缝隙漏进来的那一点点光里，呼进北京夏天闷热的、黏腻的、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夜风里。
那本加缪的书被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有些页脚的折痕已经深到快要变成裂痕了。
他特别喜欢书里一个不太起眼的段落，说的不是爱情，而是一个人在海边独自待了很久之后，忽然意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存在的那种又亲密又疏离的关系，海浪一遍一遍地涌上来又退下去，他站在那里，脚趾陷进沙子里，感觉到凉意从脚底一直传到头顶，然后他想，我是我，海是海，可我被海包围着，我被海浸透了，我离不开海，可我也不是海。
陈倦野每次读到这个地方就会停下来，把书扣在胸口上，盯着天花板看很久。他不是海，程墨也不是。可他们是什么关系？他是被海包围着的那具身体，是被海水浸透了的沙子，是海面上那层被阳光晒得发亮的泡沫，他依附于海而存在，可他随时会碎，碎了就什么都没了，而海还是海，潮起潮落，波澜不惊。
那天晚上他又翻到了这一页，程墨在旁边看书，没注意到他的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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