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对此想法付诸了实践。
离开樊城后，我和唐松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个星期他都会跟我报备方云华的身体状况。这是我来到北京后第一次往家里汇钱，去往银行的路上都激动得无与伦比，没忍住掏出手机跟唐松打电话，带着孩子气的得意向他炫耀自己的劳动成果。
唐松欣慰地夸了我几句，并再三叮嘱不要给他汇太多，至多也不许超过一半。接着，他又告诉我，最近的检查结果显示方云华受损的神经细胞已经有逐渐恢复的迹象，苏醒指日可待，让我在北京安心工作，不用太过担心家里的事。
听了他的话，我久违地感到如释重负。吐出一口气，似要将吞过的苦水全都涌出来。
自从来到北京后，我的心被撕扯成了两半。
一半悬挂在昏迷的方云华身上，涂满了消毒水与点滴。这半颗心娇嫩又脆弱，是被家人的爱浇筑长大的，又像是瓷做的，稍不注意就会四分五裂。
另一半就停在工地上，陪着我在烈日下迈脚抬步扛水泥，荡够厚重的沙土，嵌足坚硬的钢丝。这半颗是泥灌的，我用它来处世生存，抵消膝盖肩膀的酸痛，让自己在凌晨的眼泪中活下去。
一颗心拼接起来，不堪重负。
幸好，现在可以短暂地轻盈半个下午。
第54章 母亲
我来到北京做出的第二个决定，是和庄舜羽一起应聘派遣公司的外派司机职位。
我二十一岁那年，庄舜羽只有十九岁。起初我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并不是他为人有问题，而是两岁的年龄差总会让我不可抑制地想起陈时，再牵扯出那段让我痛不欲生的回忆。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只要看到庄舜羽我就会产生要干呕的迹象。
但这个傻小子锲而不舍地往我身边围，久而久之，大概是误打误撞成了脱敏反应，我对他不再抵触。之后的相处中，我见识到他的勇敢、开朗、热情以及不可忽视的莽撞，工地上的风沙从未侵蚀他的意气风发，干净利索的短寸，说话总是上扬乐观的语调，一双眼睛睁得明亮，让我看到了更多属于从前莫小润的影子，这也是我没忍住和他多加相处的主要缘由之一。到如今，我已经可以毫无保留地接纳他。
2011年的四月初，我们两人一起辞了职，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都在商量未来的去路。
庄舜羽爱闯，他经常发表一些不顾后果的提议，最终再由我统统否决。恰如刚辞职那段时间，他兴致高昂地跑过来找我祝贺。我们坐在油烟味极其浓郁的烧烤摊，庄舜羽一下点了两听啤酒，在头顶透亮的灯泡下面打开易拉罐，喷出酒沫来，喝醉后口吐不清地说着：“莫小润，咱们自行创业吧！我现在存了快三万，再加上你的钱..我们，嗝，在，北京闯，闯出一片天！”
“..你少喝点吧，醉得说疯话。就我们攒的这点钱出去创业还不怕被人笑死。”
“凡事都得试一试嘛。”庄舜羽撇撇嘴，过了两秒又开始变脸，呜呜嘤嘤闷头哭了起来，“我得出人头地呀..总不能在工地干一辈子吧。我家里还有五个弟弟三个妹妹，我爸妈都快六十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莫小润，咱俩去当总裁吧。”
“当特么什么总裁，咱俩能给总裁当司机都是走狗屎运了。”
庄舜羽被我这番揶揄的话点醒，猛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明得吓人，还挂着泪珠，哑着嗓音激动道：“莫小润，你太聪明了。就这么做呗。说不定我们去当司机，万一得到哪个慧眼识珠的老板的赏识，给我们提拔成公司总监，那不就一步登天了吗。”
这都什么跟什么。我无奈地打破他的幻想：“我连驾照都没有。”
“我也没有啊。那就去考嘛，考驾照很快的！”
于是，六月中旬，我和庄舜羽拿到了属于各自的驾驶许可证。
北京身为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的重点城市之一，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飞驰疾行在高架脉络上，像是这座城市盘根错节的血管里孜孜不倦地流动、为其提供生机的血液。派遣公司几乎遍地可见，但这并不代表我和庄舜羽的求职之路会很轻松。相反，由于我们的驾照持证时间太短，几乎没有任何公司愿意聘用我们。
九月，我和庄舜羽已经被十三个公司接连拒绝，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对此感到极为挫败，再次在一个热风浪潮的深夜拉着我到复兴门桥的彩虹门下面喝酒哭诉，边哭边打嗝：“莫小润，他们凭什么看不起我们，我们那车开得多溜啊，跟职业工龄三十年的老司机有啥区别！”
被拒绝那么多次，我心里也不免有些沮丧，但还是举起易拉罐和他碰杯，仰头喝了一口酒，辣着嗓子宽慰他说：“可能是我们太年轻了，资历太浅，让别人信不过。等有经验了就好了。”
“等有经验了我都步入花甲之年了。他们就是狗眼看人低。”庄舜羽抬起胳膊抹掉一把眼泪，在短暂的几秒之内不知又想通了什么人生哲理，坚定地对我说，“莫小润，咱俩继续投简历面试，我还就不信了，怎么可能连个司机都当不成。”
“好。”我由着他去。
再次投简历，我们一改往常从声誉噪大的公司率先选择的习惯，这次我们专挑那些上市不久的新公司进行应聘。尽管中途仍被拒绝了数次，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挑战第七个公司的时候，我们漫长枯燥的应聘之路终于抵达了来之不易的终点。
新公司规模不大，又是初成雏形，运营与管控等各方面自然比不过其它根基深厚的老公司，工作量与薪资更是达到了惊人得近乎压迫的反比。
秉持着“只要有工作就好”的佛系心态，我和庄舜羽对于这种压榨类的工作模式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敢在经过某次长达72小时不闭眼休息的痛苦折磨下钻进被窝里小声喊“新中国没有奴隶”。
累，不公，委屈，这些都不可避免。但只要咬咬牙，闭上眼，还是能够强撑下去。
每月的房租按时能够交上，不应遣的时间里公司会管一日三餐，身边还有庄舜羽作伴，总的来说，这样的生活于我而言还算不错。
直到2012年初，我接到一通来自江菱的电话。
到达厦门的那一刻，我仍在觉得恍惚。
北方城市待惯了，下火车的那一瞬间，我似乎真的闻到了江菱口中属于大海的咸涩气味。
但我没有时间与心思驻足在这里欣赏截然不同的风景，问好江菱的地址，我刻不容缓地坐上出租车前往江菱所在的医院。
自从方云华出事之后，我就对医院这种地方产生了剧烈的排斥心理。一是因为自己曾险些在医院里想不开变成残废，二是我不愿再面对身边有亲密的人生病的事实。
对于目的地是医院的乘客，司机出于内心的良善道德总会不由自主地加快驾驶的速度，这是我工作几个月下来积累的经验，现在看来，这种理论放在厦门人身上也同样灵验。
付钱，下车。我拿周围人口里操着的完全陌生的口音当做背景板，三步并作一步地往江菱病房里赶。从火车站赶来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胡思乱想。江菱在电话里只拜托我来厦门一趟，告诉我她生病了，却没具体说生的是什么病。
我害怕她会生无力回天的重病，可是脑子里却一直在设想最坏的结果。
上楼梯的过程中，诸多疑惑不停地在我胸口爆发。
为什么，不是来到厦门以后，一切都在变好吗？为什么会突然生病？
这一年多里，你到底又经历了什么？
..放弃高考，来到厦门，果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不对？
是我拖你下的水...对不起。
...
爬上三楼，往左拐个弯就到了江菱的病房。难以自制的泪水已经挂满我的脸庞，光是想到那些，我几乎就要被自责与悔恨压得喘不过气。
对照好病房号，我几乎立刻要推开门，但却在这时被一个人拽住了手腕。
“你是谁？！”他厉声问我，声音却带着颤抖，像是恐惧。
我扭头看去，只看到一个西装革履却又处处透着狼狈的男人。长得秀净斯文，但领带已经搭在了左肩上，一副眼镜也是歪的，头发凌乱，喘着气，一看就是跑着过来的。紧紧蹙着眉，像是在生我的气。
可我比他更着急，怒气自然也更甚，没忍住出言不逊：“你又是谁。我来看望我的朋友，关你什么事？”
“朋友..？”男人愣了愣，目光呆滞地看了我一会儿，才赶忙放下手，整理自己的仪表。可他身上实在太乱，一时半会无法恢复体面，收拾五秒就立刻放弃，转而带上恳求的眼神看向我，声音依然颤抖着：“你进去了，能不能让菱菱见一下我？她身体不好，医院里的饭吃不惯，我，我做了很多滋补身子的汤，让她尝一口，一口就行..”说到最后，我甚至隐约听到了哭腔。
我已经开始不耐烦，索性直接无视他推开了门。和江菱久违一年多的再次重逢，我率先感受到的是她的声音：“别进来！你敢进来一步，我就敢从这里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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