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蒋阔的医生还算耐心，与他面上的冷漠不同，逐一解答我的问题，言论持之有据。
他说照我母亲的情况伽马刀明显不适用，肿瘤较大，而且在关键部位，一刀很可能切不掉，如果打散又有可能复发，在更难以控制的区域，不推荐采用。
这与我了解到的情况一致，让我对这位年轻的医生多了几分信任。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告诉我：手术成功率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结果，即使技术成熟、每天做上百台的手术也有可能出现意外，叫我不要将其看的过重。
我理解他的说辞，跟之前听到的一致，几乎都差不多。
他给我推荐了几个医生，都是年轻的实践派，说可以从中考虑。
我很感激能得到这些信息，谢过医生，回到急诊病房。
这时母亲已经醒了，躺在床上眼睛一睁一合，好像还不适应天花板的刺眼光线。
我走到床边俯身，帮她遮住光亮。母亲的手指钻过被沿，动作很轻地握住我的手，“肖肖，你去哪了...”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像睁眼没看到我，很是心慌。
我回握住她的手，“去了趟医生办公室，了解下情况。”我欲言又止，思考是否该如实转达，医生交代需要住院的事实。
母亲问：“说什么了？我没事吧？应该...就是低血糖...”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瞟向一侧，看着有些心虚。
我轻捏她的掌心，“妈，这次晕倒...和前几次差不多...”我看着她的眼睛，尝试说服：“脑袋里的瘤子可能还是要做，我们先排个住院，再看具体方案好不好？”
我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令她接受现实，先不说是要手术还是放疗。
可母亲却突然张口：“不要，我不要。”
她说完自己也愣了几秒，像是无意识的反应，未经大脑仔细处理，脱口而出。母亲复又解释：“我挺好的，不用住院，我们回家吧。”
她平时很好说话，可不知怎的这会儿却犟得要命，令我想起美清姨的说辞：“你妈可比我犟多了，你是没见过。”
我一时无言，也不能多说其他。护士过来检查了体征指标，将报告交给我，交代到神经外科办住院。
母亲牵着我的手，说她想回家，其他起码等到明天再说。
回去路上我们一路沉默，母亲似乎不想提起，跟我装傻充愣。
我只好作那坏人，率先打破沉默，告诉她：“爸今晚就回来，我们商量商量。”
母亲扭头问我：“商量什么？”
我不忍直接说出真相，今天那位年轻医生的说辞只是坚定了我的想法，要劝她做手术，否则一直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母亲大概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没再说话。
高架桥上车流拥堵，前面许是发生了车祸，半晌都没动静。我覆上母亲的手，抚摸她那略显粗糙的肌肤纹路，“妈...”
她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呼吸都变得沉重。
我调整语气跟她商量：“年后我们看看，找个靠谱的医生，把手术做了，你觉得怎么样？”
母亲手心一抖，我感觉得到，她在害怕。
于是我更用力地握紧，劝她说：“您还年轻，医生说恢复起来不会那么吃力。等着好了，您和我爸还可以去美国找我，咱不是说好还要去夏威夷、阿拉斯加、还有很多地方玩吗？您得有个好身体才能付诸实践，是不是？”
母亲没对我的问题加以回应，只是呆呆望着窗外。此时前面的车流开始挪动，我松开她的手，重新扶上方向盘。
凝重气氛在车厢内挥之不去，我也不知如何倾诉这一刻我的恐惧：我当然也不想让她手术，不想承受失去她的风险，不想她受罪。可这些话说出口并不能改变母亲抗拒手术的现实，更会让她有所负担。
我将车驶入小区大门，母亲突然开口：“晚上等你爸回来，咱开个家庭会议，举手表决。”
我们家的事大多奉行这个原则：意见不一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林华胜同志踏着八点的钟声进家门，见我俩正坐在沙发上，一副等他回来的样子。
他连衣服都没换，冒着被我妈骂的风险，坐下跟我一起。
我主持会议，通报今日情况：张美兰同志晕倒在西餐厅门口，被送往医院，值班医生建议尽早手术。
她提出异议：“那值班医生那么年轻，估计就是个实习生，他说的话哪有那些专家主任牢靠？”
我承认这是她的论据之一，站得住脚。可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环境远没有那么和谐，很多医生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是人之常情。加上母亲的情况手术难度大，不是每个医生都做的了、也接得住的，自然会有选择性的交代。
我跟她详细说明了这段时间探访各位专家、主任得到的说辞，以及查询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希望她能够有所触动。
母亲面色犹豫，迟疑不决。
一旁的父亲也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俩都还抱着侥幸心理。
于是我蹲到沙发跟前，握住她的手：“妈...”张美兰同志抬头看我，眼中满是不安。我恳求她：“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我还想让你多陪我几年，要是真如医生所说，这么下去情况恶化，想治都治不好，我怎么办？我爸怎么办？”
“...”
迎接这段质问的是长久的沉默，我看着母亲落泪，于心不忍，将她拢进怀里。
张美兰同志的身形很小，只有一米五多，便显得我这一米七八的个子分外高大，能将其包裹的严严实实。
她拍着我的后背，“都听你的，妈妈都听你的...”
眼下没有再进行举手表决的必要，林华胜说：“我也支持你妈做手术，咱要相信儿子，他肯定不会害你。”
这是我从他那听到的为数不多的肯定，特别是在我出柜之后，老林同志看我横竖左右不顺眼，恨不能将我赶出家门，难得有句好话。
第50章
做了决定，我马不停蹄的开始决策医生。今天那位蒋医生给我的建议中有一位我曾去过他的门诊，那人四十出头，正是做手术的好时候。
那位医生的建议是手术治疗，排期需要等到两个月以后。我当时没有确定是否要做，也不确定是否选他来做，故而没有排队。如今想来有些后悔，不如当时先排上再说，哪怕后面不去也行。
我在网上搜索信息，关于那位巩姓医生的手术案例以及患者反馈，信息纷杂，提取不出太多有效言论。于是我又联系了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对方说：据他了解到的，那位巩主任手术很好，也马上要提科室主任，应该大有可为。
我稍稍放心下来，觉得自己大概没有选错人。
XX医院的资质在西南地区数一数二，神外科也在国内排前十，更让我坚定了选他做手术的决心。
年节过后我挂了他第一个工作日的号带着母亲前去问诊，这次医生说的相对具体，不像之前那样泛泛而谈。他说这个手术有风险性，也有失败的可能，让患者及家属考虑清楚。
母亲当即回复：“我们想好了，决定手术，给我排号吧。”
我没想到她答的那么干脆，让我惴惴不安的心绪多了一分平静。
问诊结束后助理医生带我们去办手续，先排上号，要等给我们打电话才能准备入院。
母亲问他：“要等多久呀？”
助理医生不确定，“快了一个月，慢了得两个月，这都说不准。”
母亲“哎呦”一声，“这哪等得了这么久？我儿子还要回学校上课呢，这不耽误事吗？”
对面尴尬笑笑，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床位紧张，到哪都一样。
我跟他赔不是，按住母亲的手，表示我们等着就是。
从医院出来张美兰同志意兴冲冲，抱怨说：“什么专家啊做个手术要等这么久！我还以为今天来了就住院，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我扶着她的肩膀安慰，“这不正好证明了人家业务能力强？大家都找他来做手术？”
母亲心想也是，没再说什么。她一边走着一边叹气，小声道：“那这样手术的时候你不都不在家了吗...只请了一个月的假，得回去上学呀...”
我当下骂人的心都有，不知她怎么想的，她做手术我能不在？学校的事，再请假就是。
回来路上张美兰同志念叨了一路，说她净给我添乱，这样好长时间都不去上学，导师该有意见了。
我心知自己不是做学术的料，原本读博也是想着有奖学金、有工资拿，算是一份工作，并不是多在意那个学位证，所以宽慰她：延毕的情况比比皆是，也不差我这一个。
在家等着被通知入院的日子颇为难熬，好事提不起兴致，坏事又多添一份忧愁。
元宵节过后母亲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可以准备入院了，过了这个周末，周一早上来办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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