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叫患者本人来，你这家属来也说不清，怎么给你看。”
问诊草草结束，我一肚子气，甚至想去投诉，几百块的挂号费就这么打了水漂。
可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也承认，确实自己有很多情况不了解，不如患者本人来说的清楚。
回家之后我又详细询问了张美兰同志的症状，以及她所现有的疑惑，想让她一起来医院看诊。
如我所料，她并不想来——或许是看过医生，对这个病不抱期望，也害怕听到说些更严重的话。
我理解她的顾虑，并决定先摸一圈底，挑出一两个靠谱的医生，再带她去问诊。
之后的几天同学那陆续传来消息，说按照我母亲的片子以及诊断报告，右侧已经有了大面积水肿，很可能会影响视神经功能，建议我带她去检查视力。
我如是照做，张美兰同志的视力尚可，还没有受到影响。
她跟我打趣：“你看，我就说没事儿，你瞎紧张什么？”
我没接话，看着同学发来的消息：“你妈妈这个情况其实建议手术，我问了科室里的几个大拿教授，都这么说，但她这个位置应该不太好做，你要找好医生。”
我回复他：“怎么个不好做法？方便电话吗？”
对面时隔不久回过来电话，说他也不专业，只听说这个位置正好在颅底附近，眼球正后方，神经交汇最多的地方，大血管也在那，一个不留神就容易碰到血管，手术风险很高。
我听着他的解释心脏沉到谷底。同学让我带着母亲来趟医院，他找人带我们去看。
回家之后我跟林华胜说了情况，得知他联系了老同学，给我妈安排了几天住院，做个全方位的体检——张美兰同志老觉得自己头晕摔跤也不一定就是那脑膜瘤的事，说不定有其他问题。她总给我搬出那套说辞：“这种瘤子是良性的，有的长到很大也不用管，没必要做手术。”
我拗不过她，只得将同学提议的计划暂缓，帮忙收拾东西送她去住院。
林华胜的老同学是个医院的人事科主任，不做医疗业务，但人脉甚广，安排了神经内科的单人病房，住着还算舒适。
这两天我睁眼就往医院跑，陪着我妈做了一系列检查，报告显示：人到中年小毛病不少，但没有能指向头晕摔跤、意识全无的。
那位人事科主任也联系了位神外专家来帮忙诊断，对方的意思模棱两可，跟上次那个黄牛专家号差不多：可以观察，没必要着急做。
张美兰同志得了这个念想，收拾东西出院，并赶着让我回学校。
她心情不错，觉得只需观察，一次两次的晕倒也不能说明问题，没准就是低血糖。
可我放心不下，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天询问的专家各有说辞，其中也不乏多个提到：你妈妈这个脑膜瘤，长到这个大小已经需要干预了，它的位置和其他人不一样，在眼球后面，再长大会压迫视神经、运动神经，你看片子上的水肿，已经扩散到了很大面积，建议提早干预。
我将回学校的事暂时搁置，给导师发去邮件，大概叙述了家中的突发情况。导师表示理解，并给我批了一个月的假，让我安心处理家事。
得到许可，我也不再着急，决定在家多住些时日，待到过年之后。
这些年我从来没在家过过春节，今年例外，二老都特别高兴，将家中布置的整洁一新。
林华胜去市场上买了新鲜盛开的蝴蝶兰，放到客厅的架子上，说这样有过年的气氛。张美兰同志则在家门口贴了春联，又给我买了新衣服，说要高高兴兴过个年。
由于祖父辈也在市里，我们逢年过节不用去外地，行程很是轻松。
大年三十围坐一桌，吃了顿红红火火的火锅，之后看着春晚打麻将。
久违的烟火气让我被幸福包围，难得发了条朋友圈。一张照片引起千层浪，我本没说过自己回国的事，这下亲朋好友都知道我在成都，纷纷发来贺电。
其中最激动的当属章楠，微信狂轰乱炸：“你回来了怎么不说一声！不当我朋友是不是！”“都在家吃上了我这还不知道呢？！说！怎么赔不是！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她一连发了好几条，到后面自己也反应过来，问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学校不上课吗？这时候不应该开学了？”
我等她终于问完才开始挨个回答，捡着最重要的：“家里出了点事，回来处理下。”
章楠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外面有人在放炮，声音响的不行，我回屋关上门，跟她说了母亲生病的事。
我没有将事情讲得太过详细，章楠的共情能力很强，我怕她跟我一块难过，得不偿失。
对面停顿片刻，问我：“所以大概率是要做手术？”
我点点头，想她看不到，又张口回答：“应该是。”
章楠陷入沉默，隔了一会儿才说：“你别太担心了，阿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我谢过她的安慰，章楠又道：“你找人了没？手术在哪做？什么时候？”
我其实还没安排，张美兰同志到现在还没接受要做手术的现实，甚至已经将这事翻篇，过完年就要将我送走。
章楠道：“我劝你手术要做还是早做，越往后拖身体越不好，术后的恢复能力也越弱。”
她跟我提出过年要来家里看看，就当走亲访友。我没拒绝她的好意，也希望她能帮我劝劝母亲，她一直对章楠印象不错。
挂断电话我在心底盘算，想要等年后将这事提上日程，起码先做通张美兰同志的思想工作，不能认为眼下还显不出来就是没病、不用治疗，可能真到出事就晚了，想治也来不及。
过年的前三天我跟着父母走亲访友，喜庆氛围十足。我手气不错，赢了不小彩头，想要请张美兰同志吃饭，地方随她定。
母亲选了家西餐厅，说她去美国参加我毕业典礼那次吃的牛排特别好吃，还想尝尝。林华胜初四去外地串亲戚，我俩闲来无事，订好了餐厅，当日打扮的还算讲究。
我没什么正式不正式之说，左右不过是从卫衣换成衬衣，裤子都是那几条。张美兰同志穿了套小洋装、搭配黑色的小羊皮高跟鞋。
她说这是早年买的名牌货，当初还想等我结婚的时候在典礼上穿，不丢面儿，后来看着也没这机会，不如拿出来穿穿，省得落灰。
我一面感谢母亲体谅，一面又觉得话里话外多少有点失望之意，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
等到了地方，我请张美兰同志先下车，服务生会带她去预定的座位。
我将车开去停车场，车窗升起的瞬间身后传来一声惊呼：“女士！女士您怎么了！”
第49章
事情发生的突然，我甚至来不及反应，下车愣了几秒，才让人叫120。此时母亲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监护仪规律鸣响，显示患者的体征指标还算正常。
医生拿着病案本过来，拉开帘子，头也没抬地叫我：“张美兰家属。”
我从凳子上起身，抹了把脸，“我是...”
眼前是个年轻的医生，或许刚上班不久，身上没什么久居病院、于任何事都无关痛痒的冷淡气息，反而显得有几分脾气。他皱着眉，翻阅检查结果问我：“患者有脑膜瘤，并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水肿，很可能已影响肢体运动神经，才造成行动障碍，家属不知道吗？”
我张口解释：“我妈年前有晕倒过两次，也去做过检查，医生说可以观察。”
“哪个医生说的？”他冷脸问我。
我一时语塞，想不起这么说的几位都叫什么名字。但我哪记得清那么多名字？从回国到现在我咨询的医生两只手数不过来，只能大概记得几位比较靠谱的，跟我查询的资料文献说法较为一致。
他好像有些不耐烦，问我：“你什么学历？”
我愣了一下，“博士...在读...”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何意义，甚至觉得他在带着有色眼镜看我。难道我显得很无知？让人觉得我没读过什么书，没上过几天学？
年轻的医生并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像是没听到般、翻着病案告知我：“建议患者住院手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再下去可能导致运动神经失能，继而半瘫，都是有可能的，家属仔细考虑下，办住院手续跟我来。”
他说着转身，脚底生风好像很忙的样子。我抓住即将要走的人，“医生，可以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
我随他前往办公室，在人转身的瞬间瞄见铭牌信息：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蒋阔。
办公室只有他一位医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您是急诊的吗？还是神外的？”
他语气平淡，“神外，今天在这帮忙。”
我稍沉下气，将我的几个问题、暂时还没得到明确答复、或者答复结果千差万别的一应诉说：她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不开颅，做放疗切除，这样伤害会不会比较小？愈后效果如何？如果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有没有可能留下后遗症、以及复发的可能性？选择手术有没有推荐的医生？这方面理论成果一说、实操又是一说——我听同学提过，每个科室的专家主任都多了去，但能做手术、做的好的没几个，这得好好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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