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香看着她：“我在这两年里，终于遇到了一个不需要我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回去的人，因为你也想回去。”
苏念安看着阿香，“华沙这一趟，我们一起把报道做好。然后一起申请远东。”
阿香回到了小楼，门上挂的那束槲寄生已经干了，叶子边缘卷起来，果实掉了一地。
她把槲寄生取下来扔进垃圾桶里。
1939年9月1日，华沙保卫战打响了第一枪。
数天的轰炸后，大多数的人们已经撤到防空洞，苏念安在用德语跟一个波兰老太太交谈，笔记本上的字写得飞快。汤姆逊在隔壁防空洞里跟英军联络官确认最新的撤退路线。
阿香举着相机蹲在洞口拍街道上的烟尘和瓦砾，一颗炸弹落在防空洞附近，阿香只看见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寂静。
她醒过来的时候躺在野战医院的帐篷里，头上缠着纱布，左臂吊在胸前。
旁边那张病床上，苏念安靠坐在床头，右腿打着石膏，膝盖上摊着一本破烂的笔记本。
“你醒了，你睡了一周。”
“我们炸了，骨裂。医生说要养一段时间。”
她侧过头看着阿香，“汤姆逊没受伤，他还在外面跑。”
“报社从伦敦发了嘉奖电报，说我们的华沙报道被《泰晤士报》头版用了。”
阿香靠在枕头上，看着帐篷顶那盏摇摇晃晃的白炽灯：“那远东调令有消息吗？”
苏念安从笔记本里翻到出一封电报信，内容是：远东记者名额已定，只待你们伤愈归队。
署名：威尔逊。
阿香把目光从信上移开，侧过头看着苏念安，苏念安也看着她，相视而笑。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初夏。阿香站在船舷边，看着码头上送行的人。
“这艘船要开很久。”
苏念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过了海峡后，走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绕印度洋，最后到香港。没三个月都要两个月。”
阿香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走多久都没关系。只要它在往东开。”
汤姆逊从船舱里走出来，把一张地图摊在船舷上。地图上标注了她们的行程：
从伦敦到香港，从香港兵分三路。汤姆逊去北平，苏念安去上海，阿香留在香港，然后沿广九铁路北上，进入沦陷区。六个月后，香港汇合。
“记住了，你们的任务是报道沦陷区的真实情况，不是去送死。尤其是你，Ling。我知道你还有其他事要做，但别忘了你是记者。”
“我知道。”阿香把那双微微发抖的手揣进口袋里。
她是驻外记者，这是她花了三年时间拿到这张记者证的意义。但她也是凌见香，她要找谭巧音。
但这两件事在她心里从来不是二选一，把报道写好了，就能留得更久，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找谭巧音。
两个月后，船在香港靠岸。
码头上挤满了从广州逃出来的难民，挑着扁担，拎着包袱，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
汤姆逊灭了手上的烟：“六个月后，在这里汇合。记住了，活着回来。”
阿香点了点头，她已经快三天没有合眼了，就等着这一天。
她把记者证挂在胸前开始工作，她采访了从西关逃出来的难民，又采访了当地负责救治的社工以及那些在沦陷区内外传递消息的地下交通员。
每采访完一个人，她就把谭巧音的相片从口袋里掏出来。但往往被问的人都是在摇头，一个又一个，都在摇头。她收好相片，继续往下一个难民聚集点走。
从香港一路往北，阿香沿着沦陷区的边缘走了大半个月。她在采访，不断地写稿，不断地打听。
当她终于到了西关的那棵歪倒的榕树下时，已是深秋。当年故土的繁荣与昌盛已不复存在，眼前只有一片废墟上，她靠在残垣断壁上，眼泪落在脚前那片碎瓦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泪擦干，正了正衣领，继续前进，她不能停下来。
阿香在广州待了将近六个月，甚至已经过了一个春节，她用了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找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收获。
直到这天，她采访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哦，八姑。我认得她，我们一起避过炸弹。她受伤了，一直发烧，躺在那里动都不能动。然后萝卜头杀进来了，我们也没办法带上她，大家都自身难保各自逃难。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讲是病死了。”
“你听谁讲的，谁说她病死了？”阿香抓紧老人的手。
“我也不记得了”老人叹了口气：“你节哀顺变。”
阿香不相信，她攥紧了那张被折了无数遍的照片。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还要找，她还要找！
可是汇合的日子已经过了，苏念安从香港一路上来找到了她。
“全世界都在等你。”苏念安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你不能停在这里。四万万同胞的苦难需要有人把它写出来。你是记者，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跟我回去。”
阿香闭紧了眼睛，泪水从眼角滑下来。过了很久，她点了点头。
返英的邮轮从维港码头缓缓离岸。阿香在船上望向码头。
码头上各式各样的人很多，都挤在一块，有人跌倒了，有人伸手去扶。
一个穿着修女服的女人正蹲在码头边上，为一个个坐在那里的难民发放食物，发完一个就为其祈祷一次。阿香看着那个修女的背影，心想这个时候了，大多数人自顾不暇，还是有人在做这些事。谭巧音她，如果也能遇到这样的善人，也许也能被救。
阿香一想到她，眼泪就忍不住涌上来，低下头去擦。
修女做完祈祷，回过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快要下雨了。她的目光越过码头拥挤的人潮，落在正在缓缓离岸的那艘船上。
船舷边有个身影，很熟悉，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修女怔住了，往前走了两步，走到码头边缘，伸出手拼命地挥。
但手臂在空中划出一个又一个弧度，那个低着头擦泪的人始终没有往这边看。
修女咬咬牙，正想翻过栏杆。手臂被一把抓紧，另一个修女，问她怎么了。
她的手臂还在空中停了很久，然后慢慢放下来。她指着那艘船，怔怔地流了一滴泪。
那艘船越来越远，船尾拖着一道道长长的水痕，船上的人也看不见了。
修女放下了手，对身边的修女笑了一下，用手语比划：“我没事。走吧。”
她转身离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船已经走得很远了，在海面上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她回过头，走进了拥挤的人潮里。
第39章 重逢—我是修女
阿香回到伦敦是在1941年的初秋。她把在广州采写的系列报道整理成完整专题，取名《沦陷的广州》，交到了威尔逊手上。
连载刊登后的反响远超预期。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进报社，有人愤慨控诉，有人读得掉泪，还有人随信寄来支票，要捐给远东难民救助。
接下来的三年，阿香始终守在《泰晤士报》国际部。战地记者的履历越攒越厚，每一次任务她都冲在最前面，每一篇深度报道都稳稳登上头版。闲下来的时间她也不肯浪费，学摄影、学暗房冲洗，第三门、第四门外语啃得牙酸也没停过。
她的穿衣风格也变了，从前爱穿的素色改良旗袍压了箱底，现在多是剪裁利落的大衣、西裤，整个人沉敛又锋利。
有天，苏念安看着她笑：“你现在看着，真像个能扛事的大人了。”
“是吗？”阿香弯了弯眉眼，“那以后叫我凌大人。”
振奋世界的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伦敦那天，整条唐人街都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把报纸举过头顶，素不相识的人在街角拥抱，鞭炮齐鸣，彩纸碎絮顺着风飘得满天都是。
阿香站在报社门口看着欢呼的人潮，心中澎湃。她没有忘记谭巧音，阿玲、阿敏，还有西关大院天井里的白玉兰。她转身走进威尔逊的办公室：“威尔逊先生，我要申请回中国。”
半个月后，英军正式开放华侨及外交人员中英往返通道。阿香随战后首批外交人员返华，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跟进战后城市重建的报道。
1946年的春节，阿香是在广州过的。
街头终于响起了爆竹声，噼里啪啦从城东响到城西。不少市民听见声响第一反应是缩脖子，有人慌慌张张喊“萝卜头又来了”，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爆竹，不是炸弹。
阿香站在骑楼残存的廊柱下，看着那些惊魂未定又慢慢露出笑的人。这是她见过最狼狈的春节，也是最珍贵的春节。
日子在走，阿香在参与西关重建调研时，与张敏相遇了。
两个人都愣在那，张敏手里还拿着丈量用的皮尺，阿香肩上挎着相机，站在一片断壁残垣里遥遥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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