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自己说的。


    四个字,从他嘴里出来,穿过隧道里潮湿的空气,穿过头灯光柱里飞舞的灰尘,传到她的耳朵里。


    沈时晚收起笑,看着他。隧道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岩缝里渗出的水滴落的声音,滴答、滴答。


    “陆野,”她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水滴落了一次。滴答。


    陆野的嘴唇动了几次。他想说什么,但那个东西太大了,太沉了。他的嘴唇开合了三次。


    最后他说:“因为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


    水滴又落了一次。


    沈时晚没听懂。


    “不是‘陆总工’,不是‘野哥’,不是‘那个搞爆破的’。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


    他把“人”字说得很重。好像在他过去的经验里,这是一个稀缺的、珍贵的、需要被特别保护的词。


    沈时晚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但她忍住了。在海拔四千六,哭是很费氧的事。


    “陆野,”她说,“不是因为你帮我过了生日我才这么说。”


    “说什么?”


    “你本来就是人。”


    她说完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头灯的光在隧道壁上跳来跳去。


    她没有回头,但她知道陆野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因为她的耳朵里,除了自己的心跳和脚步声,还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轻的、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点彝语尾音的“嗯”。


    那个“嗯”的意思是:我知道,但谢谢你告诉我。


    沈时晚走出隧道口的时候,风很大。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眼眶是红的,但风一吹就干了。在高原上哭的好处是,眼泪蒸发得特别快。


    她回到板房,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块奶糖,放在枕头旁边。和那条围巾、那支护手霜放在一起。


    她躺下来,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她在想——他说“第一个把他当人看的人”。他以前遇到的那些人,都把他当什么了?当“陆总工”,当“野哥”,当“那个搞爆破的”。当职务,当称呼,当功能。没有人把他当陆野。当那个会疼、会累、会害怕、会偷偷把荷包蛋让给别人的“人”。


    她在黑暗里翻了个身,把围巾从枕头旁边拿过来,攥在手心里。围巾上还有隧道里的味道——潮湿的,带着岩石粉末的涩。她深吸了一口,把那口气闷在胸口,慢慢吐出来。


    明天,她还要早起。明天,她还要去观测站。明天,她还要看云图。


    明天,他还是会在食堂的老位置等她。


    她把围巾叠好,放回枕头旁边。闭上眼睛。这次她没有再醒。


    第7章 修隧道修傻了是不是?


    发现那个秘密,纯属偶然。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沈时晚去项目部办公室取一份打印好的气象报告。


    走廊的灯坏了一根,忽明忽暗的。


    她摸黑走过去,经过医务室门口的时候,看到门缝里透出一线光,像一条细细的银色丝线从黑暗里切出来。


    她没在意,继续往前走。


    走了两步,听到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很低,像是忍着什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闷哼。


    不是喊疼的那种,是那种把疼压在喉咙最深处、实在压不住了才不小心漏出来的声音。


    她停住了。


    走廊里很安静,远处隧道口的钻机声被板房的墙壁过滤了好几层,传到医务室门口的时候,只剩下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像地球在呼吸。


    那个闷哼声就混在这嗡鸣里,不仔细听听不到。


    沈时晚屏住呼吸,往门缝的方向靠近了一步。


    门没关严。她透过门缝往里看。


    陆野坐在病床边上,上衣脱了一半,右肩上贴着一块膏药。膏药是麝香的,气味辛辣浓郁,在狭小的空间里扩散得很快,沈时晚站在门外都闻到了。


    他的皮肤颜色很深,是那种被高原紫外线暴力晒过后变成的深褐色,但膏药下面的皮肤颜色浅了一圈,是一个规则的方形,边界分明。


    老周医生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听诊器,脸上的表情不对。


    沈时晚在工地上待了一个多月,没见过老周这个表情。


    老周平时是个乐呵呵的中年人,给人看病的时候总是一边量血压一边聊家常——“今天吃了没”“孩子多大了”“老家哪的”。


    但今天他不说话了。


    他把听诊器的耳塞塞进耳朵,金属头按在陆野的胸口,移动了好几个位置。


    每移动一次,他的眉头就拧紧一分。


    “你这心率,我不用听诊器都能看出来快,”老周的声音带着责备,“血压也高,收缩压快一百六了。氧饱和度才八十四。”他把血氧仪从陆野手指上取下来,举到眼前看了看读数,又放回去重新测了一次。读数没变。


    “小陆,你得跟我说实话,这种感觉多久了?”


    陆野没吭声。


    “我问你话呢!”


    “……一段时间了。”陆野的声音很平。


    “一段时间是多久?一个月?两个月?”


    陆野沉默。


    “我问你话呢!”老周的声音拔高了,听诊器从他手里垂下来,橡胶管在空气里晃荡。


    “……半年。”


    老周沉默了。沈时晚在门外也沉默了。


    医务室里安静了很久。


    沈时晚数着自己的心跳,数到了二十三下。二十三秒。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够一个人说一句“你还好吗”,够另一个人说一句“我没事”,但不够让一个医生接受一个病人隐瞒了半年的病情。


    “半年?”老周的声音突然拔高,“陆野,你这是拿命开玩笑!你知不知道高原性心脏病早期症状就是心率加快、胸闷、乏力?你这些症状出现至少半年了,这半年你是不是一直在硬扛?”


    “没有大事。”


    “没有大事?你现在的指标,放在平原都算异常,何况海拔四千六!”老周把听诊器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你听听你自己的心音,第二心音亢进,肺动脉瓣关闭音像打鼓一样。这是肺动脉高压的典型体征,你知不知道?!”


    “知道,”陆野说。


    老周愣了一下。“你知道?”


    “我去格尔木查过。”


    老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看着陆野,眼神里的愤怒慢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原谅,是无力。


    是一个医生在面对一个不听话的病人时,那种“我已经把后果告诉你了,你还要这样,我没办法”的无力。


    “你知道还——”


    “周医生,”陆野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隧道在断层带。我不能走。”


    “你——”老周气得把听诊器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陆野,你修隧道修傻了是不是?隧道重要还是命重要?”


    陆野没有回答。


    他把衣服拉好,拉链拉到最上面,遮住了那块膏药。


    他从床上站起来,动作很慢,像每一个关节都在疼——不是那种急性的、尖锐的疼,是那种慢性的、钝的、像生锈的合页在转动时的滞涩感。


    “周医生,这份病历别往上报。”


    “你——”


    “算我求你。”


    老周没再说话。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保持着拿了听诊器又不知道该往哪放的姿势。


    他把听诊器卷起来塞进白大褂的口袋,口袋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听诊器的金属头从口袋边缘露出一个角,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陆野,”老周医生的声音低下来,“你的心脏撑不了太久了。肺动脉高压不是小病,是会要命的。你现在右心已经出现功能不全的迹象了,脚踝水肿就是证据。继续拖下去,下一步是右心衰竭。到时候不是你能不能干活的问题,是你还能不能活着下山的问题。”


    “再给我一个月。断层带就过去了。”


    沈时晚站在门外,指甲掐进了掌心。


    一个月,他说一个月。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他知道。


    他只是在赌——赌自己的身体还能撑一个月,赌隧道一个月后能通,赌在这一个月里不会出事。


    她听到了椅子挪动的声音,怕被发现,快步离开了。


    回到板房,她坐在床边,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跑,是因为她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她之前的所有猜测都是对的:陆野在生病,他知道自己在生病,他在瞒着所有人。不是无知,不是疏忽,是故意的。他知道后果,他选择了承担后果。


    她想起导师说的话:“半年到一年。如果继续高强度工作,可能更短。”


    她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拿出来。她想给导师打电话,想问“如果他继续待在海拔四千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能撑多久”。但她不用问,她知道答案。


    她把脸埋进手心里,坐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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