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优质国营纺织企业得以引进紧缺的纺纱、织造、印染配套设备，补齐老旧设备短板，提升产品质量和出口竞争力。
截至去年底，辽安全省纺织品出口创汇比试点前翻了一番，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此基础上，我省依托试点政策，正式设立纺织工业技术改造专项基金。
由于资金着实有限，这笔基金的使用有个特点，我们坚决摒弃平均主义摊派，不搞厂厂有份，人人有份。
我们的做法是，由省计委联合相关厅局将生产能力分解成若干硬指标，逐项考核计分，产品质量达到出口标准、技术革新经过专家论证、生产安全通过定期巡检才能申请这笔基金。
坚决不搞单项取舍，不搞主观印象，不搞人情往来。”
全体大会发言环节全程没有现场提问、中途质询、临时插话等互动形式，但夏宝珠讲到这里还是引起了台下部分代表们的无声对视。
夏宝珠严肃地环视一圈，额，看到了脖子伸老长的老林同志。
她快速收回目光继续：“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有些同志想不通，都是国营企业，都在为国家做贡献，凭什么给这个厂不给那个厂？这不是不公平吗？
实践给了我们答案。
两年下来，全省纺织行业出现了一种你追我赶的新气象。
第一批技改的纺织品内销企业的产品质量显著提升，甚至打开了出口销路，开始为国家创汇，那些暂时没拿到技改资金的企业也被激发出了劲头，主动抓质量、搞革新、争取评选达标。
过去普遍的“等靠要”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整个纺织行业形成了比生产、比质量、比创汇、比贡献的正向做事氛围。
这件事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思考，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是绝对的平均吗？
不是的。
过去一些年XX帮散布大量谬论，混淆社会主义性质，歪曲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公平，严重扰乱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了劳动生产积极性，拖累了国民经济恢复发展。
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机会公平、劳动公平、发展公平，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绝对平均。
如果我们把有限的资金撒胡椒面，看起来是谁也没亏待，但好厂吃不饱，差厂没压力，最后大家都上不去。
但如果我们把宝贵的资金支持那些生产相对高效、贡献相对大、管理作风相对扎实的先进企业，后进赶先进，调动全行业积极性，整个纺织工业的局面就盘活了。
工业上是这个道理，农业上呢？
第554章 人大发言（二）
去年五月，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粮普查工作。
在此基础上，今年一月，我省针对农村农业生产、工分分配、农村集体经济运行再次开展普查调研。
在基层调研中我们清晰发现，极左路线遗留的平均主义弊病在农村生产中尤其突出。
部分生产队‘大概工、大锅饭’现象极其严重，部分社队干部们在农业生产中不分劳动强度、劳作成效、出勤贡献，在工分评定、劳动计酬上大搞一刀切。
有些勤快人在高强度的秋收后一看，自己也没比懒人多拿多少工分，实在是老实人吃亏，实干者泄气。
结果就是生产队的生产动力不足，耕作积极性下滑，地越种越薄，粮食产量在原地打转，严重制约了粮食增产与集体经济增收。
致使农粮问题越来越严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农业搞上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保证。
通过我们在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除了监督社队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外。
我认为在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在不影响集体生产、不占用集体劳力的前提下，应当给农村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
比如，是不是可以允许社员在房前屋后种几棵果树、养几只猪羊，利用当地资源搞一些农副产品副业。
是不是可以将关闭多年的自由市场适度放开，允许那些有手艺的社员在农闲时编个筐织个席，拿到集市上换点油盐钱。
是不是可以适度扶持社队企业发展，以此壮大集体经济积累，拓宽农村增收渠道，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给社员一条活路，给生产队一点活力，不但不会乱，反而会让农户安定下来，让农业生产发展起来。
各位代表们，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的是剥削压迫、杜绝的是两极分化，绝不是抹杀合理的劳动差距、更不是否定实干奉献的价值。
平均主义看似公平，实则是最大的不公平。
它保护惰性、消解干劲、埋没先进、拖累发展，严重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严重背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求，严重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
同志们，新时期的蓝图已经绘就，新时期总任务的号角已经吹响。
我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
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把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的前途光明灿烂，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的发言完毕，有不妥之处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谢谢！”
夏宝珠话音落下，大会堂内原本有的纸笔摩挲等细碎声响尽数消失。
足足有五秒？十秒？十五秒？台下没有掌声响起。
她神色从容地看向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余名代表端坐在席位上，不少人下意识彼此对视，眼里带着谨慎的踌躇。
她谈的择优分配、外汇留成都是踩着管理惯例的红线问题，她谈的反对平均主义虽符合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基调，但她偏偏又谈了盘活农村经济这个红线问题。
代表们眼里带着迟疑，这是该鼓掌还是不该鼓掌？
夏宝珠看到“长颈鹿”老林脸上满是焦急，都快哭出来了。
在这每一秒都漫长的沉默中，主席台上率先传出沉稳有力的掌声，紧接着，台下整齐划一的掌声如同雷鸣般席卷整个会场。
夏宝珠似乎并未受到先前沉默的影响，她脸上不见半分局促，神色沉静地依次对着主席台与台下鞠躬致谢，起身后收拢发言席上的文稿，步履平稳地走下台。
她这份不卑不亢让暗自观察她的中央领导们微微点头，不比省一把手们气场弱。
在全场的注目礼下回到辽安代表团席位，夏宝珠才松了口气。
她的发言稿自然是经过中办秘书局审核的，甚至于个别中央领导应该也看过了，这是底线保障。
但审批通过并不等于得到认可，或者说得到全部领导的认可。
时下的代表发言简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表态拥护型，工农兵与省领导的发言基本都属于这种，政治性表态。
第二种就是建言献策型，比如她这种管经济的业务型干部，再比如争取权益的妇女代表。
但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基本都是前者，尤其是经济类话题个个敏感，有也是在省团和分组讨论中。
粉碎某帮后，中央高层对经济改革的分歧极大，一方坚持计划、高指标、大干快上；另一方主张调整、按劳分配等。
公开在全体大会上讲经济某种程度上算是站队，万一风向变了有可能被定性为政治问题。
当然，夏宝珠知道未来走向没这个顾虑，但风险照常存在。
因为风向依旧瞬息万变，在这个过程中她有可能被当靶子，不过她护体功劳不少，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那么领导为什么专门让她上大会讲呢？
因为任何一项国家政策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重大政策调整的前夜，中央领导需要测风向，哪些观点可以被公开讨论？哪些提法可能引起反弹？不同群体的接受程度如何？
这种时候，安排一位分量合适的人出来“放气球”，是常见的政治运作方式。
那为什么是夏宝珠呢？
因为她在某些红线政策上已经是先行者，比如外汇留存，比如辽安省降低粮食征购。
她的发言有她实际的工作做支撑，有详实的数据做保证，不是空谈理论，不至于让会议陷入意识形态争论。
同时她是经济业务干部，不是省委书记这样的政治领导，她的发言可以被定性为经济工作讨论，而不是政治路线表态，风险可控。
那夏宝珠为什么愿意站出来当这个探路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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