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在想你
车子发动，渐渐驶离。后视镜中，大楼的轮廓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冬日的灰白背景里。
那一整晚，裴自雪都在我身边。
他从身后抱着我，手臂从我脖子下面穿过，另一只手搭在我腰上，下巴抵着我的肩窝。我翻了个身，蜷进他怀里。
我睡得并不安稳，一些碎片化的记忆来回闪动。身体沉在床垫里，意识浮在半空，飘飘荡荡地落不下来。
中间醒过几次，眼皮太沉，睁不开，只知道他还在。
最后一次醒来，不知道是几点。
睁眼漆黑一片，裴自雪坐在床边。太黑了，其实什么都看不清，就只有一个轮廓，模模糊糊的，但我知道他在看我，他的视线落在我脸上。
他抬手，指腹贴着我的脸，从我的眉骨开始，一点点往下。眉毛，眼睛，鼻尖，嘴唇，摸到下巴时，他停了停，拇指蹭过我的唇角，而后往上，把黏在我脸上的头发拨开。
我动了动，将脸往他手心蹭。
“少爷。”我小声唤他。
“嗯，”他轻笑一声，身体前倾，耳朵侧向我，“在呢。”
“你怎么还不睡，”我问，“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
我不由一愣，问道：“想我什么？”
“想你小时候的事，”他的声音闷闷的，可能是感冒的原因，听着有些鼻音，“我的阿愿才最无辜。”
就这一瞬间，有什么东西涌上来，顶在喉咙口，顶在鼻子后面，持续又尖锐的刺痛。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抬手环住他的脖子，嘟囔着说：“我困了。”
裴自雪像从前小时候那样轻抚我后背，说道：“睡吧，你已经做的很好了。”
第二天一早，胡海智去世的消息由周宏亲自告诉我，电话中他声音恳切，字字诚意。也就一个晚上的时间，这位岳父便为他的好女婿寻了个体面的借口，说是勘察项目时不幸坠落，抢救无效，于昨夜临晨两点宣告死亡。
这事儿在明面上怎么看都不必知会我，周家虽是裴家出了五服的远亲，就算我记在了裴自雪名下，却也是拐了好几道亲。
周宏既做到了这一步，我也不好步步紧逼，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人情世故的事，跟他演一场倒也没什么。
裴家能量深厚，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力量与导向，裴自雪自然不方便出面，由我代劳也合情合理。
胡海智的葬礼办得体面，花圈从告别厅一直摆到走廊拐角，挽联上落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
我没往里走，就在角落找了个位置站着。没什么好说的，该说的那天都说完了。
周嘉容来得晚，被人搀着从车上下来，黑旗袍空荡荡挂在身上，整个人悲伤的如同丢了魂一般。
胡常阅跟在她后面。
他穿一身黑，个头比之前长高不少，低头走路，谁也不看。走到门口时却忽然停住，抬起头，往走廊这边望过来。
我们隔着二十来米，中间是来来往往的吊唁的人。他就那么站着，看着我，也不动，也不说话。
我也没动。
有人从他身边经过，碰了他胳膊一下，他才像回过神来，低了低头，进去了。
告别仪式开始后，里面传来哀乐声，断断续续的。我在外面又站了一会儿，觉得够了，转身往外走。
出了门，外头太阳倒是好，明晃晃的，照在身上很舒服。我正往停车场走去，身后忽然有人喊我。
“等等！”
我应声回头。
是胡常阅，他下了台阶，朝我走来。走近了，我才看清他的脸，稚气褪去，轮廓分明了许多。
他在我面前站定，看着我，又很快将头偏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半年了。”我说，“有事吗？”
“你今天有空吗，”他说的很急，话罢，又找补似的说道，“我…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画。”
即便是对艺术方面一窍不通，并不关注相关话题的我，也在近几年听说过胡常阅的大名，国外媒体称他为“幻想天才”。
我想了想，点头。
屋里比我想的整齐。客厅不大，靠墙摆着沙发和书架，窗边支着画架，地上铺着剪裁怪异的地毯，上面落满颜料点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只是沙发旁凌乱的酒瓶与堆满的烟灰缸让我有点意外。初中时的胡常阅，腼腆爱笑连零食都不怎么碰的他，怎么也跟烟酒扯不上关系。
“你抽烟？”
“偶尔。”
他在我身后把门关上。
“坐，”他指了指沙发，“喝水还是喝茶？”
“水就好。”
他去厨房倒水，我站在客厅里看他的画。画架上是一幅没完成的作品，灰蓝色的调子，画的是河，河边有个人，背对着，看不清男女。
他把水递给我，站在旁边，也看那幅画。
“是你。”
“什么？”
“那条河，”他说，“你出国那年，我去送你了，你没看见我。”
我想了想，想不起来。十年前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有些遥远，也并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我很少刻意想起。
“你在哪儿？”
“候机厅外面。其实那天我想跟你说话的，”他说，“但是没敢。”
我没接话。
阳光在屋里慢慢移动，照到沙发角上，又慢慢移开。我们就这么站着，隔着一杯水的距离，谁也没再说话。
之后他走到画架前，拿起笔，在那个人物旁边添了几笔。我看出来，是落叶，是枯草。
过道有小孩在叫，楼下有电动车按喇叭，很吵。但屋里很静，只有笔触在画布上的沙沙声。
我端着那杯水，站在原地，看着他画。
不一会儿他画完了，放下笔，转过身来。问我：“饿不饿？”
“还行。”
“我做饭。”他往厨房走，我跟在后面。厨房很小，只容一个人转身，他打开冰箱看了看，又关上。
“没什么菜，”他说，“面条行吗？”
他烧水，煮面，打两个鸡蛋，切点葱花。我在旁边看着，想帮忙又插不上手，就靠在门框上。
“你经常自己做饭？”
“嗯。一个人，方便。”
他把面捞出来，盛两碗，递给我一碗。我们坐在客厅的小茶几边上吃，没说话。
吃完他收碗，我去洗碗。他站在旁边，也没客气，就那么看着。
洗完手，擦干，天已经黑了。窗外的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对面楼的墙上。
“我该走了。”我说。
他送我到门口，我穿鞋，他站在旁边。
“哥，其实我知道你是我哥。”
第82章 我要真相
我动作一顿，直起身。
逼仄的楼道里堆满杂物，胡常阅倚在门框上，双手插兜看着地面，略长的刘海垂下来遮住半边眉眼，整个人显得颓唐。
这是我与胡海智之间的事，不想牵扯别人。可他不单是胡海智的儿子，还是周宏的外甥，因此他知道这些，我也不算太意外。
“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这几天吧。”他说，“你恨我吗？”
我有点想笑，说到底，我跟他总共也没见过几面，印象还停留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我摇头，实说实说：“谈不上。”
但如果他恨我，我可以理解，毕竟胡海智于他而言，的确是位好父亲。
“外面冷，进去吧。”
“哥。”他又叫了一声。
我回过头。
这次他终于抬起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有话要说，但最后他只说：“路上慢点。”
程澜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刚把车停进车库。
“那边有人联系我了，”他的声音隔着电流，有些失真，“的确是在福康，你的信息没错。”
我熄了火，靠在椅背上，听他说。
“当年经手的主要人员嘴都很严，问不出什么，不过…”程澜顿了顿，“有个叫赵军的临时工，他是外包，负责搬运病人和简单护理，当时你姐姐在的那间病房就是由他负责的。”
程澜沉默了几秒，然后问：“你想怎么办？”
“地址发我。”
挂断电话后，我在车里坐了好一会儿。车库的灯是感应的，早就灭了。四下漆黑，只有手机屏幕还亮着，程澜的短信跳出来，一个承德的地址。
我将屏幕反扣在副驾驶座上。
关于赵军，我比程澜知道的还要早。
这件事我准备了将近十年。从十六岁开始，我就在暗中收集有关福康医院的相关信息。那时候我在英国，隔着八千公里，能做的事情有限。
我需要力量，而程澜便是我在这条路上的第一个同盟。
程澜的外婆是裴老夫人的亲妹妹，外祖出身程氏，根基深厚，但在裴家的阴影下一直抬不起头。当年对陆家的围剿，程家出力不少，得到的好处却寥寥。
他想要程家从裴家的附庸变为独立的一方势力，我想要真相。两个目的之间有重叠的部分，但不等同。前者的工程量远大于后者，所以程澜的付出远比我要多，情报，资金，人脉，他在我够不到的地方搭了梯子，我顺着往上爬，各取所需。
利益是我们之间最牢固的粘合剂。
之后的日子，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丰荣上。
此前，因为韩中原的事，我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影响最大的还属崔茂远。韩中原是他一手提拔的左右手。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我收拾了他的人，他自然也要给我不痛快。
丰荣内部结构复杂，崔茂远是除陈全丰以外的第二位话事人，但他脱胎于裴柏手下，效忠的是三房。我是少爷的人，无论出没出韩中原这档事，他都不会为我所用。因此我的任何决定都因他暗中作梗而无法实施，他跟我打太极，在合规层面故意制造麻烦，想让我知难而退，逼我滚蛋。
我不会给他机会。
我在少爷身边长大，自然也学到了一些他的手段和御下之术——只攻不防。
崔茂远掌管的丰荣地产，有一笔三十亿的表外负债，隐藏在复杂的SPV结构中。如果不是裴自雪亲自提点，恐怕我这辈子都难以发现。崔远茂把这笔钱拆成了五条线，通过几家壳公司，投进了房地产项目里。如今项目因政策调控，资金链已经绷到极限。
这笔负债连陈全丰都不知道。崔茂远在董事会汇报时，地产板块的ROE，毛利率，净负债率，每一个指标都没有问题
这便是老狐狸的狡猾。他并非贪得无厌相反，他懂得分寸。三十亿对于丰荣地产的体量来说不算顶大，如果项目顺利退出，这就是一笔成功的投资，他崔茂远为公司创造了利润。如果项目出了问题，那就是市场风险，谁也预料不到。
他永远有退路。
我通过程澜的关系，找到了这几条线的资金往来证据，做了完整的法律文书，但没有直接抛出来。
崔茂远是元老，是功臣，裴柏对他有感情，有信任。一封匿名举报信只会打草惊蛇，大概率会先压下来，给崔茂远一个解释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崔茂远会壮士断腕，把那三十亿填上，再反咬一口，说有人陷害他，说这是竞争对手的恶意做空。
而我大概率会被他扣上帽子。三房虽气数已尽，但跟我到底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多一个敌人总是不好。
所以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通过伦敦的渠道，我找到了一家正在寻求并购的物流地产公司。这家公司的资产包里，有三个仓储项目，正好和崔茂远的那几条线里最大的两个项目形成竞争关系。我让中间人去接触他的手下，表达收购意向，开价很高。
崔茂远果然上钩。他需要紧急变现那两个项目来回笼资金，否则他的三十亿很快就会暴雷。他开始推动内部审批流程，试图把那两个项目卖给那家物流地产公司。
而这家公司，我已经在裴自雪的帮助下通过三层离岸架构，完成了控股权的收购。
这意味着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终止这笔交易。崔茂远的项目会砸在手里，他的资金链会彻底断裂，三十亿的窟窿会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但我不想让他死得这么痛快。
丰荣地产正在和银行谈一笔一百二十亿的银团贷款，用于新的开发项目。这是崔茂远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这笔贷款批不下来，他在集团的威望会大打折扣。
我当天求助裴自雪，询问丰荣地产最近是否在处置一些核心资产，不知道是不是现金流有什么变化。
他对我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他的托举毫无保留。
第二天，银行的审批就变得谨慎起来。银行开始追问，为什么丰荣地产要在谈银团贷款的同时出售两个有稳定现金流的仓储项目。这个问题问得合理，但崔茂远根本没法解释，因为他不能说那三十亿的真相。
贷款被搁置了。
崔茂远慌了，他四处找钱，甚至动用了他在集团内部的资源，试图从其他板块拆借资金。我在他接触的每一个渠道都安排了障碍，竭力的拖延。
他的资金链越来越紧。
终于，他开始怀疑我了。
其实也不算错，从逻辑上讲，他是对的。这些事的背后一定有人，而集团里有这个动机的，只有我。但他已经走到死路，他没办法了，裴柏是没有胆量为了他得罪我身后的裴自雪的。
到这时候，比得不就是谁背后的靠山更大吗。
没过多久，崔茂远主动约我，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见一面。我故意托了他两天，才让秘书通知他到我办公室来。
他一改往日眼高于顶的强势作风，堆了满脸的笑眯眯，我请他坐下，亲自为他斟茶，寒暄过后我仍不肯往正题上引。崔茂远果然坐不住了，率先开口：“季总，您初来丰荣，有些地方您可能不明白，我愿意成为您的助——”
“崔叔叔，”我抬手打断他的话，“您说得对，有些事情我是不明白。比如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背着裴先生搞三十亿的表外负债。这件事，您什么时候跟裴先生解释一下？”
或许到这一刻他终于明白，我做这些并非是想与他说和，而是要跟他你死我活。他从鼻孔中哼笑一声，喉结上下滚动，最后挤出一句话：“你想怎样？”
“三件事。”我靠回椅背，“第一，你手上丰荣的所有股份，按市价的七折转让给我。第二，你在丰荣经手的每一笔关联交易，写一份详细的说明，签字画押，交给我。第三，你主动向董事会提出辞呈，理由是个人健康原因。”
“你！”他声音变了调，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尖锐的气音，几乎是咬牙切齿：“你这是赶尽杀绝！”
“崔叔叔，您从丰荣拿走的钱，够死好几回了，我给您留了体面，您应该感谢我。”
他腾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去，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双手撑在桌上，俯身看我，“我跟在裴先生身边这么多年——”
“崔叔叔，”我打断他，也站起来，跟他平视，“您效忠的是哪位裴先生？您知道裴家的裴如今是哪个裴吗？”
他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张着嘴，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
我重新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缓和下来：“我可以直接跟裴自雪对话，您要试试吗。”
转天，崔茂远就在董事会上递交了辞呈，理由自然是身体原因，董事会象征性地挽留了几句，然后全票通过。
崔茂远和韩中原一走，就只剩下丰荣科技的张孝儒了。他这个人很有意思，非常贪，且贪得很蠢。
三年前，他拍板丰荣科技投了一家叫华盛科技的公司，投了八个亿，占股百分之三十。半年后这家公司被一家上市公司收购，丰荣退出，账面回报率百分之三百。
看起来很漂亮的一笔投资。
但我在英国打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对这种操作太熟悉了。华盛科技的实控人叫苏翎，是张孝儒前妻的侄子，那家收购方的实控人叫周明华，是张孝儒的表妹夫。这笔钱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大部分进了张孝儒私人的腰包。
“张总别紧张，这些事我都知道，裴先生也知道，之所以没处理，是念在您是老功臣的份上，给您一个体面。您要是愿意配合，之前的事一笔勾销，要是不愿意…”
“配合，”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只不断点头，“我当然配合。”
这点上他倒是乖觉，崔韩两人接连倒台，他已是强弩之末，索性不做无谓挣扎，彼此都省事不少。
随着张孝儒的离开，崔韩张三人的专权时代彻底结束。消息放出去的当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有人来试探口风，有人来表忠心，有人拐弯抹角地打听内幕，我一个都没见。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以不同的方式，把丰荣几个关键位置上的人换了个遍。
财务的一把手老陈，在丰荣干了二十年，是韩中原的残留势力。我没直接动他，而是把他的副手提了上来，两个人互相制衡。老陈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主动交出了一部分权限，姿态放到最低。我没赶尽杀绝，留了他一条路，一个人在绝路上会做出什么事，谁也说不准，我不想给自己埋雷。
法务部的头儿叫方敏，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精明得很。她不站队，谁掌权就跟谁，这种人最好用，也最危险。我给她加了薪，升了职，但把她手底下最能干的律师调走了，安插了自己的人。
人力资源的总监荀珂是个老油条。他跟我打太极，每次开会都笑眯眯的，说什么都点头，做什么都拖。我忍了他半个月，然后从外面挖了个HRVP过来，直接空降。老荀被调去管后勤，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发配，他虽不满，却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当然，我不仅要让他们见识我的手段，还要他们看到我的能力。
我重新梳理了丰荣的投资策略，砍掉了一批不赚钱的边缘业务，把资源集中到几个核心赛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
这几个方向，是我经过裴自雪的指点后做出的决定。我知道哪些技术是真正有前途的，哪些只是噱头。
第一个大项目，是一家叫深瞳科技的人工智能公司。
这家公司做的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创始人是清华毕业的博士，在斯坦福做了两年博士后，回国创业。技术很扎实，产品落地能力也很强，但一直融不到钱，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太贵了，需要大量的硬件投入，投资机构都不看好。
我把他们从天使轮到A轮的所有资料都看了一遍，又跟创始人聊了几次，我决定投。
五个亿，占股百分之二十。
这个决定在董事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几个董事反对，理由合情合理：深瞳科技的发展太模糊，回报周期太长，风险太高。
“季总，”一个董事举着报告说，“这家公司成立三年，到现在还在亏损，市场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三，您凭什么觉得它能成？”
“因为技术，”我说，“深瞳的算法比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产品高出百分之三十七的识别准确率，这个差距足够形成技术壁垒。三年之内，没有人能追上他们。”
“技术好不一定能赚钱，”另一个董事接话，“多少技术牛的公司最后都死在了商业化上。”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最后投票，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两票弃权。
这个项目后来成了丰荣近五年最成功的投资之一。深瞳科技在两年后上市，市值翻了二十倍，丰荣从中赚了将近一百个亿。
但那是后话了，当时没有人知道会这样，包括我。
第二个项目，是一家叫乐因生物的基因编辑公司。
这家公司的技术更前沿，也更冒险。他们做的是新一代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精确修复人体内的致病基因。如果成功，很多遗传病都将被彻底治愈。
但这个技术的临床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可控的基因突变。全球范围内，只有三五家公司在做这个方向，大部分都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乐因生物的创始人许冬青，是哈佛医学院的副教授，辞了职回国创业。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她的实验室里，她给我讲她的技术，滔滔不绝，从DNA双螺旋结构讲到基因编辑的原理，从原理讲到临床应用，从应用讲到伦理困境。
我听得很认真，虽然有些地方我听不太懂。
“许教授，”她讲完之后，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技术成功了，你们的第一款产品会是什么？”
“地中海贫血，”她说，“中国有三十万重型地贫患者，每年新增三千例。现有的治疗方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配型难，费用高，风险大。基因编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次治疗，终身治愈。”
“如果失败了呢？”我问。
“失败的可能有很多，”她说，“技术失败，临床失败，资金链断裂，监管不通过，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失败。”
我投了。
六个亿，占股百分之十五。
这笔投资在当时被很多人嘲笑，说我被许冬青的情怀打动了，说我不懂生物医药，说我这笔钱大概率要打水漂。我统统不在乎，我只相信我自己。
我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调动的资源，该是算账的时候了。腊月初，我寻了个由头，说要去石家庄谈一个项目，顺便去承德待了两天。
赵军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
程澜的消息给得很全，不仅有地址，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男人五十来岁，精瘦，面颊过分的凹陷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许多。我盯着照片看了会儿，然后把手机收起来，开车上了高速。
到承德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老居民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废纸箱和电瓶车，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水泥。我上了四楼，敲响了左手边的门。
没人应，我又敲了几下，门从里面打开。
赵军比照片上还要瘦，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手上戴着劳保手套，像是正在做什么活计。他眯着眼睛看我，有些警惕：“干啥？”
“赵师傅，”我说，“我是之前跟您电话联系的人，关于福康医院的。”
他脸色变了，下意识就要关门。
我忙伸手抵住门板：“赵师傅，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就想问一个人。”
“俺不知道，”他语气不耐，“俺啥都不知道，你走吧。”
“我给您带了十万块钱，”我说，“您就回答我几个问题，行也行，不行也行，钱都给您。”
他从门缝里看我，没说可以，但也没再关门。
我把信封分两次从门缝里塞进去，他低头看了一眼，伸手接过去，拇指捻了捻，终于把门打开，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不大，收拾得还算干净。茶几上摆着半壶茶和一个搪瓷缸子，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放的是地方台的戏曲节目。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则搬了个马扎坐到对面，把那沓钱放在旁边的柜子上。
“你想问啥？”
“十二年前，福康医院收治过一个女孩，十七八的年纪，叫宋雅，”我边说边把照片递过去，“当时就住在您负责的病房里，您看看有印象吗？”
他接过照片前后翻了翻，嘴里啧啧两声，缓缓摇头：“俺想不起来咧，咋没啥印象嘞，她啥病啊？”
我闭了闭眼，短暂的调整呼吸后，又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张照片，压在桌面推给他。这张照片我带了很久，装在钱包最里层，边上已经有些磨损，是十二年前的裴自雪。
“那这个人呢，您有印象吗？”
赵军这次取了老花镜戴上，眯着眼睛凑近了看。
我屏住呼吸，面部肌肉都在不受控制地乱跳。
约莫过了半分钟，赵军一拍大腿，嗨哟一声，说道：“俺想起来咧！俺见过这个人。”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的一切都在晃，茶杯，桌子，窗户，赵军的脸，全都搅在一起，分不清轮廓。我只得咬牙坚持，“您确定吗？”
“那咋不确定嘞，”赵军指着照片，“你要早说恁俺就记着咧，俺想着可清楚咧。他从个老长的车上下来的，是不是不会走道儿啊还坐轮椅嘞，可惜咧这么好嘞面皮。”
“他来做什么？”
“来接人出院，哦就是你刚才给俺看的那个，你说叫啥……啥宋雅嘞。那丫头看着也没啥病啊，搞那么大阵仗，来了可多专家，黑家就接走咧。”
第83章 好狼狈啊，裴自雪
赵军还在絮叨当年的往事，说那排场究竟有多大。我耳鸣得厉害，听不真切，只觉得他的声音像是从水底浮上来，闷闷的糊作一团，字句难辨。
我又从口袋中摸出一沓现金放在桌上。赵军一愣，随即愈发殷勤起来，问我喝不喝水，要不要吃个饭再走。我摇摇头，站起来，腿有些发软，扶着茶几站了片刻，才稳住身子。
雪越下越大，车到京郊时，天地间已白成一片。我将车窗降下大半，冷风猛地灌进来，刮在皮肤上生疼。我需要这个，需要一点真实的痛觉来支撑大脑清醒。
到家已是晚上八点。门房的灯亮着，琼枝迎上来接过外套，说少爷在屋里跟陈家少爷下棋，又说今天的雪可真大，就要没到膝盖。
“今儿都腊八了，过了腊八就是年。”琼枝边用毛巾拍打我肩头的雪，边笑着说，“少爷可盼着呢，昨天还让人教他剪窗花了。”
我点点头，告诉她今晚不必守夜，陈伯也不用过来。琼枝笑着应了，叮嘱我有事打电话，她们就在隔壁楼。
沿着走廊穿过院子，我在屋前停下，隔着半开的槅扇，能看见里面。裴自雪半卧在美人榻上，身上披了件白色大氅，领口镶着圈银灰色的风毛，簇着他一张脸。怀里还窝着小黑，小黑睡得四仰八叉，肚皮朝上，爪子搭在他腕上，他倒也不嫌沉，由着它压。
榻边的小几上搁着汤婆子，黄铜的套子裹了银色锦缎，同他腕上的翡翠玉镯遥遥映着。他一只手肘撑在引枕上支着额角，另只手里捏着枚黑子，指尖抵着棋子边缘慢慢捻转。棋子落下，对面的人笑起来，说着什么，裴自雪也跟着笑了笑，微微颔首。
我站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屋里两人听见动静，齐齐抬头，我站在他们的目光之中，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自己一身的风雪和寒气，赤条条地站在他这一屋子暖融融的软玉温香里，有些粗苯。
陈硕看看我，又看看裴自雪，很识趣地站起来：“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改日再来。”
裴自雪没留他，只微微点了点头。
我侧身让他过去。侍从早已在外头候着，替他撑了伞，脚步声踏着新雪，渐渐走远。我站在窗前看了会儿，又将门反锁。
一回头，裴自雪正冲我融融笑着。他放下小黑，将盖在身上的大氅往旁边拨了拨，撑着榻面坐直了一些。
打入冬起他就病着，一直低烧着不见好，这会儿看上去还算有些精神。他握着小黑一只前爪，朝着我晃了晃，轻声道：“哥哥回来啦。”
氅衣从他肩上滑下去一截，堆在肘弯里，露出里面月白色的中衣。他朝我伸出手，手指微微张开，掌心向上。
“过来。”
我麻木地走到他身前，低头看那盘棋，黑棋的局势很好，处处占先，白棋被逼得局促，左支右绌。
我走过去，把手放在他掌心里。
裴自雪握住，指腹搭在我腕间，微微一顿。他屈起手指，用指节蹭了蹭我的脸颊，眉心轻轻拢起来，像是不太满意。
“怎么这么凉。”
说着便垂下眼，双手拢着我的手掌，拇指在手背上一下一下地摩挲。像是要把他身上那点稀薄的暖意一滴不剩地渡给我。
“裴自雪。”这样叫他的名字好像还是第一次，真是很不习惯，陌生的很。
他倒是应得很快，半点没有迟疑，声音中甚至带了点笑意。
我没有移开目光。
“十二年前，”我说，“你是不是去过福康医院。”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有太多的表情，互相抵消，最后变成了一片空白。
到这时候，我竟忽然生出一点可悲的希冀。但我又无比清楚，如果裴自雪真的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误会，我反而会活不下去。
我的痛苦需要理由，需要悲剧的舞台和观众的眼泪。倘若这一切被他否定，那我又为什么活着呢。
我好怕，我怕他说是，又怕他说不是。我怕他说出真相，也怕他说不出真相。
这两种极端的情绪拉扯着我，几乎要将我从中间撕开。
“你说话啊，你说不是你，你说跟你没关系，你说啊，只要你说了我就信，你说什么我都信……”
“对不起，”他说。声音终于有了裂痕，像是瓷器上细细的纹路，从釉面下蔓延开来，一点一点地碎，“如愿，对不起。”
地面在旋转，天花板在塌陷，我不确定自己是在上升还是坠落。所有的一切，都在对不起这三个字面前，扭曲，崩坏，化为齑粉。
“对不起，如愿……”
我们吃着草，却长出了肉。我姐姐死了，她真的死了。
啪——
我用尽全身力气抬手挥向裴自雪。这一声太响了，响得我整个人都木住了，手掌发麻，从指尖一直麻到肩膀，麻到心口。
他被打得偏过头去，苍白的脸颊上迅速浮现出清晰的指痕。他晃了晃，勉强坐稳，没有反抗，甚至没有用手去捂脸。他只是慢慢转回头，看着我，眼神空洞，仿佛那一巴掌打散了他最后一点生气。
眼泪先于一切涌了出来，我根本来不及控制，也控制不住。
裴自雪撑着榻面站起来，身子晃了一下，氅衣的下摆凌乱地垂着。他朝我伸出手，指尖触碰我的脸，想替我擦眼泪。
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有些硌手。放眼瞧去，是当年我送他的那串十八籽，他一直戴着，从不曾摘下。我手指收紧，用力一扯，手串竟然没有断。线绳太结实了，勒进我的指腹，也勒进他的手腕，在皮肤上留下一道红痕。
“如愿，不要，”裴自雪挣动着，几乎是在恳求我，“如愿，我求求你，咳，咳咳…不要，不要…”
我猛地一扯，绳结终于还是断了。珠子哗地散开，落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有的弹跳了几下，骨碌碌地钻进桌底、榻下，不知去向。
一串廉价的珠子而已，竟能将裴家的少爷逼得通红了眼眶。他如今连撑着站起身都是勉强，却还固执地弯腰去捡。他当然撑不住这个动作，整个人几乎是脱力摔在地上的。他手腕磕在桌腿上，那里戴着一只玉镯，碎了。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还在试图撑起身体。即便手掌按在了碎玉片上，血立刻渗了出来，他仍像是感觉不到疼，依旧在够那些珠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捧在手心里。
我的意识好像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看着这一切发生，另一半在远处尖叫着，挣扎着，想要停下来。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它就那么做了——我抬脚碾上了裴自雪的手背。
他既没有挣扎，也没有抬头看我。我能感觉到他整个手臂在发抖，指节在蜷缩，但他就是没有抽走。那些碎了的玉片很锋利，硌在脚底都能感觉到尖锐，踩着他的手背压下去，锋利的边缘一定划破了他的皮肤。果然，血很快从鞋底边缘渗出来，汇聚成一小滩。
有时候，我真觉得裴自雪是没有痛觉的，这时候他还伸着手臂去捡拾那些珠子。
我不愿再看这样的戏码，或者说，我需要离开这里。我收回脚，转身要走，也不知道裴自雪哪来的力气，竟然跟了出来，他抓着我的手。他的手很凉，还在抖，掌心有血，沾在我手背上。我低头看了一眼，“放开。”
他不放。
我用力甩开，他踉跄了一下，扶着墙才站稳。他没穿鞋，赤着脚站在廊下的青砖上，只穿着件单薄的中衣，外面披着那件大氅，系带松了，半个肩膀露在外面。
我没再看，继续往外走。身后又传来脚步声，踉踉跄跄，跌跌撞撞。
他一直跟我到月亮门下，这里便只有几盏小灯。裴自雪有夜盲症，天一黑便什么都看不清，更遑论这样风雨交加的夜，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路在哪他都找不见。
如果真要说一件裴自雪最害怕的事物，我想那一定是黑暗，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追出来。
果然，他站在台阶上停住了。他就那么站在那里，像一幅画在绢本上的工笔人物，线条纤细，设色淡雅，人物清瘦得几乎脱相，背景是大片的留白，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白色的画面中央，随时会被那片白色吞没。
我的确没想到他会继续往前走。以至于眼睁睁看着他滚了五六阶，最后伏在雪地里。
他摔得不轻。左手撑在石阶上，右膝磕在棱角处，疼得整个人蜷了一瞬。那些珠子从他袖口衣襟里滚出来，弹跳着，落在雪地上，隐入黑暗里。
我站在几步之外，看着他。
雪落在他的背上，一片一片的，很快就积了一层。我原以为裴自雪疼晕了，却不曾想，短暂的沉静后，他撑着地面，识图站起来。手掌按在雪地上，手掌的伤口又渗出血来，把雪染红了。他撑了一下，没撑住，又跌回去。又撑了一下，还是没撑住。
他趴回去，喘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不再试图站起来了。
他开始爬。
他在雪地里爬着，一颗一颗地捡那些散落的珠子。看不清，只能用手摸。手在雪地里划来划去，摸到一颗，攥在手心里，再摸下一颗。
大概捡了有五六颗，加上之前手心里攥着的，一共也就十来颗。还有七八颗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也许在花坛里，也许在草丛里，也许在下水道里，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了。
他跪在雪地里，把捡到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放在掌心里，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他把珠子捧起来，凑到路灯下看。
路灯的光照在他手上，照在那十几颗珠子上。珠子被雪水浸湿了，表面亮晶晶的。他的手指冻得僵直，弯曲的姿势都固定住了，像是被人掰成那个形状的，怎么都伸不直，自然也就合不拢，那些珠子又顺着指缝掉落。
他的表情几乎是慌张的，立刻循着声音的方向去摸，可越是着急越是握不住，好不容易捡起来几颗，又从他颤抖的指间滑落。
雪越下越大，落在我的肩上，睫毛上。我眨了眨眼，雪花从睫毛上抖落，化成小小的水珠，模糊了视线。
我看见裴自雪又摸到了一颗珠子，这次没有用手去握，而是直接低头，将那沾着雪水和泥污的廉价珠子含进了嘴里。
他就那样含着那颗珠子，又去摸索下一颗。他把珠子一颗一颗地含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嘴唇冻得青紫，嘴角还挂着融化的雪水。他不肯吐出来，不肯放手。
好狼狈啊，裴自雪。
第84章 好像一条狗
我定定地立着，看着雪地里卑微求索的人，看他把所有尊严，骄傲，连同仅剩的体面，统统碾碎在我面前。
我想，如果裴自雪就这么死了，也挺好的。
他死了，我就不用再恨他了。他死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这二十年从生命里剜掉，当作场噩梦，醒来一切又重回原点。
可是他不死，他偏偏不死。
良久，我抬脚，一步步朝他走近。
细碎的落雪被我踩出轻浅的声响，再细微，也被他捕捉。雪地里的人骤然僵住，哪怕夜盲让他看不清我的轮廓，他也精准捕捉到了我的气息。
我看着他耗尽仅剩的力气匍匐向前，氅衣系口不知何时松了，只剩件单薄的中衣，也被雪水浸透。久病未愈的身体撑不住这样的折腾，脊背止不住地发抖，整个人像一截快要折断的枯木，在漫天风雪里摇摇欲坠。
可即便如此，他仍固执的用受伤的掌心撑在冰冷的雪层上，艰难挪动。磨破的皮肉便反复摩擦冻土，新的血珠渗出来，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红。他另一只手竭力向前伸，手指徒劳地张开，始终朝着我的方向。
我站定不动。
咫尺之遥，我偏偏不肯再往前半步。
他的指尖离我只有寸许，却怎么也够不到。他不肯放弃，手臂一次次向前探，一次次的空抓，在虚无中试探距离，再手脚并用地爬向我。
几番徒劳之后，他冻得僵硬的指尖终于还是触到了我的鞋面。他居然还能笑出来，只是这笑容微妙难看了些，裹着狰狞的痛苦，挂在他冻得惨白的唇角。眼底蓄着未褪的湿意，睫毛上沾着的雪粒融化，凝成水珠，顺着瘦削的脸颊滑落，混着泪水，狼狈不堪。
真的好像一条狗啊。
借着这一点依托，他更加狼狈地俯身，指尖顺着我的鞋面，一点点向上摸索。从鞋面到裤脚，已经耗尽了他全部力气。
摸到我小腿的时候，他像是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伏低在雪地里，额头几乎贴着积雪，大口大口地喘息，整个人都在发抖。许久，他才积攒出一丝可怜的力气，继续抬手。
这一次，他摸到了我的手。
他的掌心湿冷黏腻，是未干的血与融化的雪，这触感真是恶心，我都有些想吐了。
我低头，冷眼俯瞰着他。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腾出沾血的手，颤巍巍抚向自己的颈间，那枚雪花项链就挂在那里，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烙印。从前他满心欢喜摘下来送我，我远赴英国时，又亲手从脖子上摘下，决绝还给他。兜兜转转，这枚象征权利和地位的配饰，终究还在他身上。
他的手指僵硬得几乎不听使唤，反复磕碰，试探，才艰难解开冰凉的搭扣。
项链被他不由分说地塞进我合拢的指缝里。我挣扎，他便再次用自己残破流血的手，一点点收拢我的五指，死死按住，生怕我松开。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如果他今天真的死在这里了，我只要拿着这枚项链，就能平安。
院外终于传来凌乱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佣人慌张的呼喊，越来越近。人声嘈杂，打破了这片不公平的对峙。
我最后看了一眼跪在雪地里眼神近乎祈求的裴自雪，收回视线，没有停留，径直转身迈步离开。所有的爱恨，执念，十二年的辗转痛苦，在这一刻好像彻底僵死了。他的求饶，他的痛苦，他呕出的血，再也打动不了我，撼动不了我半分。
坐进车里的那一刻，刺骨的寒风终于被隔绝在外。车厢里残留着淡淡的余温，我关闭了暖风，也没有目的地，只是发动车子，任由车轮碾过覆雪的路面，漫无目的地往前开。
整座城市被大雪覆盖，路灯透过纷飞的落雪，投下朦胧昏黄的光影，沿途的街景模糊倒退。我握着方向盘，大脑一片空白，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反倒是没法思考了。这样的状态下我不认为自己还有能力驾驶汽车。撞死我没关系，拖累别人就不好了。
附近没有停车场，我只好随便找了个门头停车。这条街平时还算热闹，今儿倒是没什么人，或许是下雪的缘故。
从前上学时，我常来这里吃顿简餐，尤其是对面亮着灯的那家汉堡店，哪怕我并不爱吃汉堡。
隔着落满霜花的车窗，看着暖黄的灯火透过玻璃透出来，恍惚间骤然坠回很多年前的夏天。镇子很小，商铺寥寥无几，汉堡店是镇上唯一的新潮吃食，对年幼的我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们从未进过这样的店铺，只在别人家的电视里听过。站在明亮的店里，看着菜单上明码标价的数字，只觉得心惊又惶恐。连前台桌面都不敢触碰。只能局促地站在角落，学着前面客人的样子，默默记着点餐的步骤，不敢开口询问，生怕闹出笑话。
我急着要走，姐姐却不肯，她暑假时打零工挣了些钱，说什么都要来带我尝尝。可我深知这些钱来之不易，实在不舍得用在吃上，只好悄悄扯姐姐衣角，小声说我不饿。
姐姐笑起来，双手搓着我的脸，说：“我饿了，你陪我吃。”
两个最便宜的汉堡。姐姐总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大口吃饭，吃饱了才能有力气，有了力气什么都会过去。
我问她怎么不吃，姐姐说她在工地上吃过了，现在不饿，留着晚上回家吃。可等到夜里，她的那份汉堡却出现在我的枕头底下，姐姐连一口都没舍得。
餐盘被店员轻轻放在桌上，拉回我的思绪。温热的汉堡，炸薯条，还有一杯冰可乐，最基础的套餐。
我几乎没有犹豫，拿起汉堡，拆开包装，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大口吃饭，我记得的，姐姐，我一直记得要大口吃饭。我不停地往嘴里塞食物，近乎狼吞虎咽，机械麻木地填满空洞的肠胃。饱腹的胀满压住翻涌的情绪，不敢停，一停，那些积压多年的委屈，痛苦和仇恨，就会尽数泛滥。
你吃过吗姐，你有尝过汉堡的味道吗，我想是没有的，你一定舍不得。
我侧过脸，背对着堂食的人群，用力咬紧牙关，死死绷着下颌，拼命压住眼底的湿意。
可眼泪哗哗还是往下掉，我腾出胳膊，胡乱地蹭过眼角，刚擦掉一片，新的泪水又立刻涌出来，泛滥得更加汹涌。
我一直撑着，一直硬扛着，不肯低头，不肯示弱。嘴里塞着食物，呼吸都变得颤抖。积压了数十年的愧疚，思念，痛苦与不甘，在这一刻彻底决堤。过往种种，生死的隔阂，经年的怨恨，无解的悲剧，全都裹在眼泪里。
最后那点紧绷的底线彻底崩断。
逼得我不得不低下头，屈起双臂死死遮住自己的眼睛，将整张脸埋在臂弯里。
姐姐，我终于能为你哭一场。
第85章 震耳欲聋
窗外的落雪渐渐小了，风雪声淡去，我吃完剩下的东西，起身走出店铺。冷风迎面扑来，彻骨的凉意让混沌的脑子彻底清醒。肩上落了薄薄一层白雪，我抬手拂去，坐回车座，稳稳发动了车子。
一路平稳归家。
这套江景平层是我五月份置办的住处，位置优越，距离丰荣步行只需要十分钟。整夜我没有合眼，客厅的落地窗帘大开，我靠着沙发坐着，看着天色从沉黑，慢慢透出灰蓝，再被晨光一点点染亮。
漫长的黑夜熬过去，清晨的阳光温柔稀薄，落在光洁的地板上。手机搁置在茶几上，屏幕亮了整夜，终于弹出电量不足的提示音。
几百个未接电话与短信，我扒拉着看了些，主要怕漏过工作上的消息。倒也还好，除了助理发来的必要行程表外，没什么重要事。
刚要放下手机，铃声此时响起，是福利院院长周姐的电话。
温和熟稔的嗓音透过听筒传过来，她絮絮地跟我道谢，说节前我捐的物资已经尽数到位，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拿到了新玩具，日日都念叨我，盼着我能过去看看。
我说好，今日有空，一会过去看他们。挂断电话后，我简单收拾了几箱提前备好的新年礼物，糖果，绘本，保暖的小件衣物，一一装进车里。
周院长早就等在门口，我一下车，她快走几步小跑着迎上前同我握手，一路上感谢的话不断。
我说快过年了，应该的。
孩子们在活动室里，看见我就围了上来，叽叽喳喳地喊哥哥。他们都是这园子里为数不多的正常孩子，其他大多数都身有残疾，窝在床上，起不得身。
我陪着他们拆礼物，看新绘本，听他们叽叽喳喳说着这些天的趣事。
临近正午，阳光正好，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坐在我身边，仰着红彤彤的小脸，忽然开口问我：“哥哥，你以后你会带你的宝宝来跟我们玩吗？”
我被她的认真逗笑了，猜想她分到的绘本应该是小蝌蚪找妈妈。低头一看，果不其然，我学着她的样子歪歪头，说：“不会的。”
小女孩睁大眼，满脸不解。
我伸手轻轻拂开她额前的碎发，解释道：“因为哥哥的爱人也是男孩子，所以是不会有小宝宝的。”
小孩子的世界从无偏见，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转头又和同伴嬉笑玩闹起来。我陪着他们待了大半日，直到午后阳光渐斜，才告别这群鲜活的孩子，动身回家。
车子驶入小区，停稳在地库，我乘电梯上楼。电梯门打开的瞬间，视线里赫然立着一道挺拔的身影。
是裴元朗。
他显然站了有些时候，裤腿处深色的水渍洇了一片，脸色也不太好看。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侧身把门推开。
裴家旁支分系太多，严格来说，裴元朗算是比较靠近本家那一支。他是裴自雪的堂弟，也是陪我长大的故人，是我漫长灰暗年少里，为数不多的熟识。
但他过来，我还是有些意外。裴自雪若是醒着，定然会将昨晚的事死死压住，不要说裴元朗了，怕是裴榕都不会知道。反之，就是他情况不大好了。
屋子太空了，两个人的脚步声都显得没什么分量。我脱下外套随手搭在沙发上，头也没抬地问他：“喝什么？”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像是没有听出他话语中的质问。我兀自走向吧台，拿起玻璃杯，接了温水，切了两片新鲜的柠檬放进去，“没听见。”
“没听见？”裴元朗的声音从身后追过来，“那么多人给你打了几百个电话，你没听见？”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杯子，没有回答。
“季如愿，”他跟过来，声音比刚才高了些，但还在压着，“自雪哥住院了你知道吗？”
“知道。”很平静的两个字。话说出口的瞬间我甚至觉得有些累，连日的大悲大痛过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可供起伏。
“原来你知道啊，”他几乎是在咬牙切齿，就连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那你知道他差点死了吗，体温三十四，血压都五十了如愿！”
“那就去死啊。”
裴元朗整个人愣在那里，他直直地看着我，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紧接着，他几步跨过客厅，揪住了我的衣领。他的力气很大，抵着我后背撞上身后的橱柜门，发出一声闷响。
“你疯了吗！”他的声音在颤抖，“裴自雪到底哪里对不起你，让你这么对他！”
我由着他攥着，目光落在杯子里沉浮的柠檬片上，果肉已经被水泡得发软，边角近乎透明。
他大概以为我的沉默是心虚，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手机，拇指在屏幕上划拉了几下，接着把屏幕怼到我面前。
画面上是裴自雪。病房的灯太亮了，把他的脸照得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他的嘴唇是发紫的，脸上扣着氧气面罩，透明的软管蜿蜒着从口鼻两侧垂下来。心电监护的波纹在屏幕上跳动。
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血迹，干涸成暗红色的细线，从唇角蔓延到下颌。身侧的点滴架上挂着好几个吊瓶，液体顺着软管一滴一滴流进他的血管，缓慢的，几乎是静止的。
我偏开头。
“你看啊。”裴元朗不依不饶，手机又往我眼前凑了凑，“你为什么不敢看！”
我抬起手，不轻不重地把他的手腕拨开。
“他身体不好不是我造成的。”我转过头，迎上他的目光，“要怪，就怪许贤云。是许贤云没把他生好，没给他一副健康的身子，和我没有半点关系，我没必要为他与生俱来的残缺买单，
“你不应该在这里质问我，你应该去质问许贤云。”
裴元朗的脸涨得通红，额角的青筋一跳一跳，嘴唇哆嗦了好几次才说出话来：“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他从头到尾哪件事对不起你了！他欠你什么！他为你做了多少你知不知道——你|他|妈|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我重复了这四个字，盯着他的眼睛，看他因为愤怒和痛苦而扭曲的五官，忽然笑了，“谢谢，我觉得这是褒义词。”
空气凝滞了几秒。
裴元朗垂下头，肩膀微微塌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抬起眼。几乎哽咽，“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我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浑身脱力般松开我，往后退了一步。他问我：“如愿，你不怕报应吗。”
“如果世上真有报应，”我说，“那裴家人早该死绝了。”
他眼睛里涌上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就像愤怒和惊愕搅在一起，底下还压着别的，像是痛心，又像是不敢置信。他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踉跄着后退，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抬手指着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最后，他转身离开。
门重重合上，锁舌咔哒一声弹回去，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我站在原地，维持着刚才的姿势站了很久。
我端起杯子，把水喝完，酸涩的味道从舌根一路滑进喉咙，久久不散。
我不知道我是在恨裴自雪，还是在恨那个被命运裹挟，无能为力的自己，又或是恨那场永远无法挽回的离别。
没办法，我的痛苦太小声了，他们都听不到，可裴自雪的痛苦却震耳欲聋，刚好够我们大家一起痛。
第86章 回到过去
除夕。
跑步机履带匀速转动，我调了个坡度，心率刚过一百三，手机就在支架上震起来。来电显示：林袖致。
我按下暂停键，拿毛巾擦了一把脸，接起来。
“季总，”她声音急，又刻意压低，几秒钟后，才恢复如常，“出事了。”
“银保监的人下午来的，查了票据池业务，说我们底层资产造假，违|规挪|用理财资金……直接调走了近三年的台账，是有备而来的。刚刚总行的资金托管通道也被切了。”
“还有股权质押的连环条款被触发了，陈总离任时签署的那些补充协议……现在对手方要求提前行权。”听筒里她的声音越来越急，说到最后甚至有些拿不住调：“如果不尽快找到资金或者重新谈判，丰荣的控制权很快就会彻底易手。”
又来，先断资金链，再让监管进场，内外夹击。能做到这个份上的，满京城也数不出几个。有这个能力且敢与裴自雪打擂台的，除了裴家大公子，不会再有旁人了。
到底是一家人，连动手都挑在除夕，赶着趟儿要送我一份新年大礼。
即便我不说话，林袖致大概也能猜出点什么，“季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要紧，我来解决，你们回家过个好年。”
挂断电话，我去浴室冲了个澡。
几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个陌生号码，属地显示北京。我接起来，那边没说话，但我知道他是谁，“大少，除夕快乐。”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低笑，听着颇有几分疲累，“如愿，回来吃顿年夜饭吧。”
“我吃过了。”
“吃过了也得回来，”他语气不重，但没什么商量的余地，“都回国了，哪有不见面的道理。况且——”他停顿了一下，“自雪很想你，他一直在等你。”
不再给我废话的机会，通话被对方利落挂断。
冬天的天黑的早，收拾妥当出门时，天色已经沉了下来。路灯照着街道两旁贴满的春联和福字，到处是红彤彤的喜庆。行人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脸上满是赶路的匆忙和团圆的期待。我开着车穿过这座城市，觉得那些热闹都隔了很远，与我无关。
裴家大宅在城北的半山上，占了一整片坡地。车沿着盘山路往上开，过了最后一道弯，宅子的轮廓出现在前方。除夕夜里的灯火从每一道缝隙透出来，本家旁支都聚齐了，年夜饭的席面从大厅一直摆到偏厅。
他们的年一向是热闹的。今年或许是因为裴自雪的缘故，还算安静，舞狮杂耍也不见踪迹。虽各处张灯结彩，可如何瞧去都透着股死气。
在这里，我从七岁生长到十五岁，整整八年时间，每条路我闭着眼都能摸准。
蘅芜苑入口站着几个保镖，西装革履，耳麦线从领口里伸出来。看见我，其中一个伸手拦住，另一个低声对着耳麦说了句什么。几秒后，他侧身让开，躬身做出请的手势。
这里的每一处我便更加熟悉，甚至于每棵树我都给它们取了名字。
一路上佣人来来往往，全都赤脚走路，一点声音都不许有。走廊很长，壁灯只开了间隔的几盏，光线下沉，在地面上铺出一片片昏黄的方形光斑。我踩着这些光斑来到走廊最深处的房间。
门开着。
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床头一盏小灯亮着，光线昏黄而收敛，拢成一个小小的扇形，堪堪照到床沿。
我在门口站了几秒，眼睛适应了暗光，才看清屋里的情形。
床帷从天花板垂下来，深绿色的绒布垂坠到地面，将整张床围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角落里有人，两个穿着统一的私人看护坐在椅子上，膝头放着病历夹，看见我进来，微微欠了欠身。更暗的角落里，隐约可以看到黑色的身影，是保镖，大概是用来防我的。
整个房间安静极了，只有断断续续的咳声从帷帐中传出。太轻了，咳几声又歇下去，每一声都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半截在漫长的间歇里沉寂，最后化作一声叹息般的尾音，消弭在空气里。
怎么会有人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呢。
我走到床边，伸手撩开纱帷的边缘，布料很薄很软，手感凉丝丝的。我把它掀开，挂在床柱的钩子上。
床头灯的光终于照了进来。
裴自雪躺在那里。比上次见面又瘦了许多，原本就单薄的身形此刻几乎要消失在层叠的被褥里。
鼻子里插着透明的氧气管，细窄的软管沿着脸颊两侧固定，在他苍白的皮肤上压出浅浅的痕迹。
他身上连着各种管子和线，胸口贴着心电监护的电极片，三根彩色的导线从睡衣领口伸出来，汇入床边那台机器。左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软管从针头处延伸出来，连着头顶的输液架，上面挂着三袋液体，两袋已经空了，剩下一袋还剩小半，缓慢地往下滴。右手的手臂上缠着血压计的袖带，每隔十五分钟它会自动充气一次，嗡嗡地响几声，然后泄气，显示屏上跳出两个数字。
这些仪器在替他活着。心电监护替他心跳，呼吸机替他呼吸，输液泵替他补充水分和营养，血压计替他监测循环。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做不了这些事情了。
小黑趴在他枕边，黑色的毛团蜷缩着，听到动静抬起脑袋看了我一眼，又懒懒地低下，把下巴搁在前爪上。
腐朽的华丽，我忽然想起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也恰如其分。
或许是我的动作吵醒了他。他睫毛动了动，睁开眼睛用了很长时间，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才把那两片薄薄的眼皮掀开一道缝。
他的眼珠迟缓地转了一下，目光是涣散的，失焦了片刻，才慢慢聚拢，对准了我的方向。他看清了我，对着我笑。
一个让人看了不会觉得高兴的笑。他大概很久没有笑过了，面部的肌肉不太听使唤，笑容的幅度很小，甚至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微笑，只是一个轻微的弧度。
温和的，柔软的，没有任何攻击性的。
我伸出手，指腹落在他嘴唇上。他似乎很难受，胸口一阵起伏过后，唇瓣间溢出道血线。
他应该是要呕血的，但因为怕弄脏我的手指，于是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侧过头，叹了一口气。
到如今，我竟也嫉恨他爱我这件事。
我嫉妒他爱我，因为我太清楚自己有多少不值得被爱的部分。裴自雪的爱是一间悬满镜子的屋子，每一面都照出我的匮乏，他的丰盈；我的佝偻，他的挺拔。
我衡量自己赠与的与他者可能赠与的，计算自己占据的与他可能让渡的。我因他的爱而确认了自己的匮乏，因他的慷慨而显出自己的贪婪。
这些话是无法与人讲的。
所以我宁愿他轻蔑我，践踏我，那样至少我们的位置是分明的，蛆虫就该在泥里，太阳就该在天上。
我在床边坐下。床垫微微凹陷了一点，他的身体随着这个轻微的弧度朝我这边倾斜了一下。手臂顺着薄被滑到我手边，那串十八籽被他找回来了，完好地戴在手腕上。
“我给你剪剪指甲吧。”我说。
他似乎有些意外，眼睛弯了弯，很慢很慢地眨了一下。
床头柜的抽屉里有指甲剪，我拉开翻了翻，还有块毛巾，一并拿了出来。我托起他的手，手腕细得不像话，我一只手就能圈过来还富余很多。
我低下头，开始给他剪指甲。从他拇指开始，沿着指甲的弧度一点一点地剪，剪完了再用指甲刀背面粗糙的那一面磨平边缘。
“你还记得吗，”我说，“小时候都是你给我剪指甲的。”
我手里的动作没有停，剪完拇指，换食指。他的指甲很薄，很软，不像成年人的指甲，更像是孩子的，剪起来几乎没有阻力。指甲剪到根部的时候，他的手指会本能地微微蜷缩一下，用仅剩的力气努力配合我。
他没有马上回答。
我抬起眼看了他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眼眶里有一点湿润的光，但始终没有落下来，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些很轻的气音，过了好几秒，我才听清他在说什么。
“记得。”
我忽然很想跟他说说话。
“其实没遇到你之前，我是不剪指甲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出声，“都不知道有指甲刀这个东西，我都是用嘴啃。”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在想，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人，”我说着，用指甲刀的锉面磨了磨他指甲边缘的毛刺，“身上还香香的，我都不敢靠近你。”
剪完最后一个指甲，我仰头看着帷帐顶部，那里还悬挂着用纸片做成的小星星。是我二年级手工课上做的，裴自雪将它们串起来，又让人挂上去，至今没有摘下。
不止是这个，这房间里的每一处，都有我们一起生活的痕迹。他总是小心翼翼的维系着我的自尊，将我制造的破烂当宝贝似的收回，摆放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你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是我的名字，”我歪头看他，他便以更柔软的目光回应我，“你说愿字很难写，上面是原来的原，下面是心，心字底要写得宽一些，才能托住上面。我就问你，为什么是原来的原，不能是别的原吗，你说，因为原来的原就是最初的意思，如愿就是最初的心愿实现了。”
“最初的心愿，”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去，“你知道我最初的心愿是什么吗？”
他没有回答，他当然知道。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说。
手臂上忽然多了一点重量。我低头，看见他的手指勾住了我的袖口。我顿了顿，放下指甲锉，鬼使神差地反手握住了他的手。
在掌心相握的这几秒，我们短暂的回到了过去。
疼痛已经到达了我所能承受的极限，我想像从前那样求助你，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做，我还能怎么做。
但不能。
我侧过头，深呼吸调整情绪，收回了手。
“裴自雪，”这是我第二次连名带姓叫他的名字，“我睡不着。”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的眼睛里即刻浮起焦急的神色，他想说话，嘴唇艰难地开合，声音却堵在喉咙里出不来，只有气音在空气里徒劳地碾磨。他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轻轻挣了挣，像是在着急，想替我分担一些什么，却连一份像样的力气都拿不出来。
他很着急，他爱我，心疼我。我也一直清楚的知道，我的痛苦在他身上是乘以百倍，千倍的。
紧接着，他的呼吸全乱了，鼻氧管跟不上他的需求，监护仪发出急促的提示音。
看护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
我抬手，拦住了她。
我俯下身。手臂撑在他耳侧，身体弯成一个弧度，把他笼罩在我的阴影里。他身上的凉意透过薄薄的衣料漫上来，我凑到他耳边，很近，近到我的嘴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廓，近到我能听见他胸腔里那些浑浊的呼吸声是怎样一点一点挤过狭窄的气道。
“你知道我怎么才能睡得着吗。”我说：“只有你死了，我才能睡个好觉。”
说完，我直起身俯视他。他脸上反而没了其他情绪，只是看着我，长久地看着我。
门再次被推开，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和帷帐里面昏黄的光线撞在一起，像两个世界在接缝处撕扯。医护团队越过我快步走向床边，心电监护的嘀声还在继续。
裴自雪怎么会死呢。最好的医疗，最先进的仪器都在他这里，钱流水一样花销，他是不会死的。
从裴自雪的房间到出口，要经过一条不长的甬道。甬道尽头是敞开的，穿过院子连着蘅芜苑的正厅。那盏巨大的玉石吊灯没有开，只有墙壁上的壁灯亮着，把整间大厅照得半明半暗。
裴自苍坐在沙发正中间，叠着腿。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袖口挽了两道，露出一截精瘦的小臂，手里捏着一根雪茄。烟雾从他指间升起来，在走廊的光线里散成一层薄薄的青色，整个人看起来松弛随意。
他显然也看到了我，甚至还朝我微微抬了抬下巴，算是打过招呼。接着，他抬手招了招，是个唤小狗的动作。
摆明了有备而来，知道裴自雪屋里的人不可能听他的，所以带了他自己的人过来。不待我作出反应，便有人推着我后背往裴自苍的方向走。
他侧过头，用眼角看我，嘴角甚至还是带着笑的。那双眼睛也是弯的，像两只钩子，不紧不慢地在我脸上刮了刮，又收回去。他调整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仰靠在沙发椅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我，说道：“跪下。”
我已经习惯，在裴自苍暴怒时，这是我唯一被允许的姿势。我的膝盖没那么矜贵，它一向是软的。今天还好，地上还铺有地毯，比在院里石子路上好太多。
他吐出一口烟，把那截雪茄从右手换到左手，手腕轻轻一转，烟头就摁在了我的锁骨上。
嘶——
疼是一瞬间的事，皮肉被灼烧的声音很小，呲的一下，混在雪茄燃烧的细微声响里，几乎分辨不清。
身后有人按住了我的肩膀，防止我因为疼痛而本能地躲开。
直到裴自苍松开手，雪茄被移开，那块被烫过的皮肤还在滋滋地响。他没有再看我，而是从身旁拿起一个信封，信封里的东西被他抽出来，是一叠照片，他手腕一抖，那些照片像雪片一样朝我脸上甩过来。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腊八那天的监控画面。照片拍得很清楚，不同角度，不同方位的，还有几张被刻意放大了面部细节的。
裴自苍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仍然带着笑意。
“欺负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病人，”他停了一下，吸了一口雪茄，喷出的烟雾在我面前散开，“很爽吗？”
我笑了一声。
“爽。”
裴自苍的脸上还挂着笑，甚至笑得比刚才更明显了一些，嘴角的弧度更大了，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听了一个有趣的笑话，心情很好。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平静：“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来啊。”我甚至有点期待，语气中都是掩藏不住的兴奋，“弄死我，裴自雪也活不成了。”
他终于不笑了。
他抬起脚，一脚踹在我肩膀上。
这一脚用了十成十的力。我整个人朝侧面倒去，肩膀撞上茶几尖角，半边身子都麻了。还没等那股疼痛完全散开，一只手揪住了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拎了起来。裴自苍的脸近在咫尺，他甚至没有给我看清他表情的机会，一个耳光扇过来，干脆利落，带着全部的愤怒和克制。
我的头被打得偏向一边，牙齿磕破了口腔内侧，铁锈味立刻漫了满嘴。
“你为什么要对我弟弟用那么大的力气？”他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一直维持的平衡被打破了，尾音几乎要裂开，“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身体经不经得住你那一耳光！”
我看着他的脸，看他因为愤怒而微微泛红的眼眶，看他死死咬着牙关，下颌肌肉绷紧到变形的样子。他那么生气，那么愤怒，像是被人踩住了尾巴的蛇，嘶嘶地吐着信子，可又拿我无可奈何。
因为裴自雪爱我，所以他拿我没办法。
这个认知让我觉得爽极了。
痛快的，酣畅淋漓的，像是一个在冰水里泡了太久的人终于喝到了一口烈酒，那种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的热，伴随着绵密的刺痛，但又是舒服的，麻痹的，让人想闭上眼睛沉浸进去的快感。
真好，我们终于可以一起痛了。
“因为爽啊，”我舔了舔嘴角的血，冲他笑，“我不是说过了吗。”
他又扬起手，我抢在他前面开了口。
“你知道吗，你弟弟跪着像条狗一样求我，你在监控回放里看到了吗？”
裴自苍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的表情彻底碎掉了，那张永远温和体面的脸彻底垮了，露出面具底下狰狞的面孔。
那巴掌还是落了下来，同一个位置，比上一次更重，我的嘴角被扯裂了，耳朵里嗡嗡作响，视野里出现短暂的黑影。
“打啊，”我笑着看他，嘴里的血让声音含混了一些，但我还是把每个字都咬清楚了，“我身上每多一处伤口，裴自雪就要多疼一次。”
我看见他的手攥成了拳头，指节捏得咯吱作响。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着要撕碎我，可他没有再动手。
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他松开我的衣领，重新坐回沙发上，拿起另一根雪茄，剪去封口，点燃。烟雾重新升起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恢复了。
“去吧，”他说，“年夜饭还没散，你要是饿了自己去吃点。”
我尚未迈开步子，他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如愿，你真是个疯子。”
“不过没关系，”他说，“我们裴家最擅长治疯病。”
第87章 承担（没有感情线）
年后京城的风波暂时平息，裴自苍收了手，大约是不愿在裴自雪最虚弱的时候，让裴家内部的撕扯摆上台面，落得旁人笑话。
三月初，我去了趟丰荣东北重工业区。下了高速还要开两个多小时的省道，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农田，还没到播种的时候，黑土地裸露着，一直延伸到天际线尽头。司机说往年这时候已经有人在地里忙了，今年冷，冻土化得晚，地还闲着。
我靠着车窗看了一会儿。地闲着，人也闲着。路两旁看不到几个人，商店门口坐着老人，晒太阳，抽烟，目光穿过马路落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偶尔有辆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过去，带起一阵灰，等人和车都走远了，灰尘还浮在空气里，半天落不下来。
司机是本地人，听我说去重工园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那边早没啥人了，”他说，“你找谁？”
“不找谁，看看。”
司机没再说话，开了收音机。广播里放着二人转，笑声流水一样哗哗的，他跟着哼了两句。窗外的景象逐渐变化，楼房矮下去，空地多起来，路边开始出现铁锈色的荒草，被风吹得贴地。
又开了四十分钟，到了。
这是我随机抽取的丰荣重工在东北的厂区之一。比我预想的还大，灰白色的围墙延展开去，一眼望不到头。大门是电动推拉式的，生了锈，轨道里塞满了枯叶和冻硬的泥。门卫室里有个瘦小的老人，裹着军大衣在听收音机，看见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找谁？”
我递了根烟，随便报了个总部的身份。老人接过去别在耳朵上，上下打量我，还是摆手拒绝，说：“你让里面人出来接你行，领导刚开了会，不让随便放人。”
我点头表示理解，打开手机给林袖致发了条消息，让她跟厂里的人说一声。等了几分钟，出来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厂长，姓周。握手的时候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老茧，是常年握工具的手。
他领着我往里走。
厂区很大，占地两千多亩，但走进去才知道空。厂房之间的路很宽，两辆大卡车并排开都富裕，路面上积着灰黑色的粉尘，踩上去软绵绵的。路边堆着成卷的钢板，露天放着，风吹雨淋了太久，表面已经起了锈迹。有几卷的包装纸还挂着，已经被雨水泡烂了。
周厂长在旁边走着，不怎么说话，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现在开工率有多少？”
他沉默了几秒，说：“三成不到。”
我没再问了。
他带我进了轧钢车间。车间的门是一扇巨大的铁门，门只开了一条缝，够一个人侧身进去。走进去之后，眼睛花了几秒才适应里面刺眼的光线。顶棚很高，大概有二十多米，整个车间空荡极了，设备还在，轧机，矫直机，剪切线，整条生产线齐全，但只有一小段在运转。为数不多的工人在岗位上，穿着和周厂长一样的蓝色工装，后背洇着深色的汗渍。
有一个工人蹲在轧机的控制柜旁边，手里拿着万用表，两根表笔搭在接线端子上，另一只手在调一个旋钮。他的姿势很不舒服，蹲了太久，似乎一条腿已经麻了，往外侧伸了伸，又收回来。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后面又去了焊接车间。这边更安静，焊机只有几台在工作，弧光一闪一闪的。一个工人戴着面罩，焊条在手里慢慢移动，焊完之后他摘下面罩，露出一张很年轻的脸，大概二十出头，脸上全是汗，眼睛被弧光晃得通红。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
“你好。”他说。
我说你好。
他伸手擦了把汗，胳膊上全是细小的烫伤疤痕，新旧交叠，白的红的挤在一起。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大概注意到我在看，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我问他干了几年了，他说三年，技校毕业就进来了，签了五年合同。工资发得不及时，但还能撑，家里父母在甘肃老家种地，每个月要寄钱回去。
甘肃。
我说我也是甘肃人。他眼睛亮了一下，说，真的？哪个市的？我说天水。他说他知道天水，去过一次，伏羲庙嘛。说完又笑，笑完之后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你是总部来的吧，咱们厂不会关吧？”
我看着他的脸，说不会。
他点点头，表情并未舒展，看起来是不大相信的样子。
从厂区出来已经快六点了，太阳落到厂房后面去了，风小了一些，但更冷了。周厂长送我到门口，我说不用送了，他说没事，反正今天也没别的事。我们站在厂门口抽了根烟。
他抽烟的样子和刚才在车间里判若两人，整个人松弛下来，肩膀塌着，眼睛看着远处那片灰白色的天空。
“周厂长，你是哪儿人？”我问。
“辽宁本溪的。”
“在厂里干了多久了？”
“二十三年。”
他又抽了一口，烟叼在嘴里，说话的时候烟跟着嘴唇一抖一抖的，“从学徒干起，干到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再干到厂长。这厂子最好的时候，一年产一百多万吨钢材，利|税十几个亿，整个开发区就靠这一个厂撑着。现在”他抬手朝远处指了指，“你看那些楼，都是那时候盖的，现在空的比住的多。”
他没有再说下去，把烟掐灭了，烟头在鞋底碾了两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季总，我不懂那些大道理。我就知道厂里两千多个工人，多数都是拖家带口的，一家老小就指着这一份工资。厂子要是真关了，他们怎么办？”
我没有回答。
第二天我又去了另一个厂区，中午在厂里吃的饭。食堂在宿舍楼边上，两层楼，水泥地面，铝合金窗框，饭点的时候人还挺多，打饭窗口排着队，工人们穿着各色的工装，端着不锈钢餐盘，三三两两坐着吃。菜是白菜炖粉条，红烧肉炖土豆，紫菜蛋花汤，米饭管够。
我在窗口打了一份，端到角落里吃。红烧肉炖得很烂，土豆绵软，味道不差。吃到一半，对面的位子有人坐下来。我抬头，是一个三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精瘦，脸晒得黝黑。
“你是新来的？”他主动问话，分了瓶易拉罐可乐给我。
“嗯，”我说，“来出差的。”
“哪个处的？”
“总部的。”
他哦了一声，没多问，低头扒了两口饭，忽然又说：“总部的还来食堂吃？”
“食堂好吃。”我说。
他笑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吃饭，吃得很急，腮帮子鼓鼓的。我注意到他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食指和中指，从根部断掉的，疤痕已经发白，年头不短了。
“手是工伤？”我问。
他抬起左手看了一眼，像是忘了自己缺了两根手指，看了才想起来：“哦，十多年前了，立车夹的。”
“赔了吗？”
“赔了，”他简单地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赔了两万。”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婆，闺女，”他说，“闺女在沈阳念大学，今年大三了，可有出息。老婆在食堂帮工，就那边那个窗口。”他朝打饭窗口的方向努了努嘴，那里站着一个穿白围裙的女人，正低头给工人打菜。
吃完饭，我主动问他要了微信，直接推给林袖致，要求她重新审核当年的工伤赔付标准。
到了下午，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后街路口，一个人进入了澡|堂，这里是下了班的工人最常去的地方。
后街是厂区后面的一条窄巷子，两边是自建的平房和二层小楼，路面坑坑洼洼的。澡堂子在巷子中段，门面不是很大，挂着个褪色的蓝布帘子，上面写着“大众浴池”四个字，两个已经掉了，只剩模糊的印子。
掀开帘子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看着电视剧头都没抬，收了我十五块钱，递给我一条毛巾一把钥匙。
男浴室不大，泡池占了大半个屋子，热水冒着白气，雾气腾腾的看不清人脸。池子里泡着七八个人，有的靠在池壁上闭着眼，有的把毛巾盖在脸上，只露个鼻子。
水汽里混合着肥皂和烟味。我在池子边蹲下来，试探地把脚伸进水里，水太烫，我不大能适应。旁边的男人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去了。
他们的方言我也不大能听懂，于是主动开口问话：“厂里最近怎么说的，有没有什么消息？”
没人接话，过了一会儿，靠角落里的男人把脸上的毛巾拿下来，露出半张脸，他看了我几秒钟，慢慢地说：“你是谁家的？”
“新来的，”我说，“想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打听打听厂子效益怎么样。”
男人撇了我一眼，重新将毛巾盖在脸上，声音从毛巾底下传出来，瓮声瓮气的：“办不了啦，没得办啦。”
旁边一个人从水里坐起来，四五十岁的样子，胸口有疤，很长一条，从左肩一直拉到右肋，像一条蜈蚣趴在身上。他用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水才开口：“办了几十年，办不下去喽。设备老了，人老了，订单没了，客户跑了，领导来了走，走了来，换了一茬又一茬，谁都救不了。”
“不是还有技术在吗？”我说，“老师傅的手艺，别的地方不一定有。”
“手艺？”他笑了一声，“手艺有什么用？人家现在要的是效率，是价格，是交付周期。你一个活干三天，人家一天干三个，你怎么跟人比？老师傅手艺再好，干的过吗？”
“那有没有可能，把一部分核心能力转移出去，找一个成本更低的地方，重新布局？”
池子里安静了一瞬。那个胸口有疤的男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你是上面来的吧？”
我没说话。
“我就说，”他把毛巾扔到池子边上，站起来，水从他身上哗哗地往下流，“你长得劲劲的，说话还这个调调，不像是本地人。你是来摸底的是吧？来来来，我给你交个底。”
他光着身子从池子里迈出来，也不避人，就站在池子边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这个厂子从根子上就烂了。设备烂，技术烂，管理也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关吗？不是因为这几千多号工人，是因为地，九十三万平的地，等升值呢。关了好啊，关了大家拿钱走人，一了百了。但他们不给关，他们就是要拖着，拖着拖着，等到地价涨上去了，一拍屁股走人，工人怎么着？工人关他们什么事？”
他说完，转身走了，水脚印一路踩到更衣室。
澡堂子里安静下来。热水龙头还在滴水，滴答滴答，砸在水面上。我坐在池子边，脚泡在水里，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被热气蒸得模糊一片。
我在不同厂区待了几天。
凌晨四点，天彻底黑着，宿舍楼的灯次第亮起。工人们裹着厚重脏污的工装，沉默排队打卡上岗。大多是中年人，背着养家的重担，日复一日守着轰鸣的机器，两班倒，连轴转，常年吸着粉尘废气。关节劳损，呼吸道病根是所有人的通病。
厂区配套老旧的简陋，职工宿舍逼仄拥挤，热水供应时断时续，各厂区食堂饭菜层次不齐，没有固定标准，全看领导心情。企业营收疲软，绩效逐年压缩，工人薪资常年停滞，福利缩减，五险一金按最低标准缴纳。他们守着老牌大厂的名头，耗着最苦的体力，熬着最久的工时，却只能勉强糊口，一辈子困在这片灰蒙蒙的厂区里，看不到出路。
东北老工业区产能饱和，资源枯竭，业态僵化，早已没有升级空间，企业利润逐年压缩，层层传导下来，最终压缩的都是最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区位受限，物流成本逐年攀升，能源消耗超标，政||策红利逐年递减，产能冗余却迟迟无法优化。资本在这里收割数十年，留下的是固化的产业模式，疲惫的底层劳工，和难以突破的发展僵局
集团财报里，重工板块年年薄利，甚至隐性亏损。所有人的解决办法都是压榨人工，缩减运维预算，延缓设备更新，用底层工人的损耗，填账面的好看。
资本扎堆总部，利润流向顶层，风险和消耗永远下沉到底端。
返程回京，我第一时间递交议案，提请董事会表决：剥离丰荣重工东北核心厂区，整体产能，设备，产业体系西迁西北工业带，同步配套更新生产线，落地新能源配套项目，重构重工底层产业链。
只是，这个方案还未在董事会上正式提出，风声就已经传遍了整个高层。有人反对，有人观望，也有人暗地里在串联。丰荣重工在东北起家，一步步做到今天的体量，把重工搬离东北，在一些人眼中是动了祖宗根基，是数典忘祖。
但账不是这么算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带着团队做了详细的测算。东北工业基地的衰落不是一天两天了，配套设施老化，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环保压力逐年加大。这几年丰荣重工一直在往里面贴钱，用其他板块的利润补重工的窟窿。再这样下去，不出三年，整个板块就要被拖垮。
而西北不一样。兰州的工业底子虽然不如东北，但这些年国||家在西部的基础设施投入很大，陇海线、兰新线的运力充裕，电价比东北便宜将近三成，而且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的条件相当优厚。
最关键的是，甘肃靠近中亚，一带一路的通道优势是东北没法比的。
这些数据我已烂熟于心，但数据的说服力是有限的。有时候你得把账本摔在桌上，才能让那些装睡的人睁开眼睛。
五月末，董事会如期召开。
丰荣总部的会议室在顶层，一整面墙都是玻璃，能看见半个城市的天际线。长条形的会议桌能坐二十个人，今天几乎坐满了。每个人面前的桌上都摆着一沓材料，厚厚一叠，光附件就有八十多页。
我坐在主位，左手边坐着林袖致。开会前她跟我说，裴自苍那边的人这两天活动得很频繁，开会前还在走廊里碰过头。她没说具体是谁，我也没问。其实裴家分工很明确，裴自苍是不直接接触商业板块的，但只要是我的东西，他的手就会伸的格外长。
人还没到齐。最后进来的是郑家杨，裴自苍的心腹，职位不高，但地位没得说。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里面是白衬衫，领口解开一颗扣子，看起来像是在会议室和私人会所之间随意切换的状态。他一进门，原本还在低声交谈的几个人立刻安静了，目光跟着他移动。他在我对面坐下，朝我点了点头，神情温和。
裴自苍的人一向能打，这几位都不是纸老虎，轻易不好对付。
会议开始。
先由林袖致做方案陈述。她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拿起遥控器。第一页PPT是东北厂区近五年的核心经营数据，她一个一个指标地过，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回报率，现金流，每一个数字都在往下走。
讲到第三年的时候，坐在郑家杨下首的一个中年男人举手打断。这人叫赵岩，是丰荣重工的总经理，能力不俗，是裴家在重工板块得力的干将。
“林助理，”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数据，我承认，确实不好看。但我要说一个事实，重工行业是有周期的，这些年整个行业都在下行，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你拿低谷期的数据来做决策，是不是太片面了？”
林袖致看了我一眼，我微微点了下头。她转向赵岩，说：“赵总，我用的不是一年的数据，是五年的。五年足够覆盖一个完整的行业周期。在这五年里，行业平均毛利率下滑了七个百分点，我们下滑了十五个。这里面有行业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赵岩没再说话，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杯子放下的时候磕在桌面上一声响，用于他不满的情绪。
林袖致继续往下讲，讲到搬迁方案的时候，会议室的气氛明显变了。PPT切到甘肃厂区的规划图，那是一片平整过的工业用地，紧邻兰州新区，距离中川机场不到二十公里，旁边就是连霍高速的入口。图上的厂房是新的，设备是新的，布局经过重新设计，物流动线比东北的老厂区优化了不止一个量级。
“搬迁的总投资预计在二十亿到二十五亿之间，”林袖致说，“建设周期十八个月。达产后，每年的运营成本可以比现在下降三亿左右，其中能源成本节约一亿两千万，物流成本节约八千万，人工成本节约六千万。考虑到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实际回收期大约在四年到五年。”
她说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开口了。
这次不是赵岩，是坐在郑家杨右边的一个女人。名叫周敏，是丰荣重工的财务一把手，四十出头，短发，戴一副银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干事利落。她虽不直接听命于裴自苍，但这些年跟郑家杨走得近，立场不难判断。
“季总，”她推了推眼镜，看着我，“我有几个疑问。”
“请讲。”
“第一点，搬迁的总投资，二十到二十五亿，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问过工程部的初步估算，光是设备拆运和安装的费用就要将近五个亿，新厂区的建设成本按照现在的建材价格，不会低于八个亿。这两项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三亿，还不包括环保设施，员工安置这些隐性支出。林助理刚才说的二十五亿，我怀疑是偏保守的。”
她翻了翻笔记，停顿片刻，接着说。
“还有，搬迁周期十八个月，这个时间表是怎么排的？重工板块不是轻资产，整个生产线的拆装调试，少说也要两年。这十八个月里，原有的产能怎么办？客户订单怎么交付？停工一天，损失是多少？这些在方案里我没有看到明确的测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搬迁之后，现有的员工怎么办？东北厂区有在职员工四千三百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本地人，工龄超过十年的占一半以上。这些人的安置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光是劳资纠纷，还有可能引发舆情。到时候媒体怎么报？地方政|府怎么看？这些风险，方案里一笔带过，但我认为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
“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季总，我理解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有fiduciary duty，有对股东的责任。您不能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道德义务，去替代商业决策的基本逻辑。”
她说完，合上笔记，平静地看着我。
每一条都问在要害上。她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真的在研究这个方案，找出了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这就是裴自苍的人的水准，那我今天确实要打起精神来。
我站起来。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走到投影幕前，林袖致往旁边让了让，把遥控器递给我。
“周总监问的三个问题，很好，”我说，“一个一个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投资总额。工程部的初步估算我看了，那是按照新建一个同等规模的厂来算的，但我们的方案不是新建，是搬迁。东北厂区现有的设备，有百分之四十是可以利旧的。这些设备的账面净值我让审计做过评估，大概在一亿八千万左右，但实际拆运安装的费用远低于新建。另外，新厂区的建设用地是兰州新区提供的，地价是优惠价的七折，这一项就省下来将近一个亿。建材的采购我也让人谈过了，用的是西部地区的集采渠道，价格比市场价低百分之十五。所以二十五亿不是保守估算，是经过反复核对的数字。”
周敏皱了皱眉，但没有打断。
“第二个问题，工期。十八个月确实紧，但不是做不到。我让人专门做过一个工期模拟，关键路径在设备安装调试环节，这个环节如果按部就班做，确实要两年。但我们可以采取分段搬迁的方式，先搬冷轧线，再搬热轧线，两条线交替进行，确保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转。这样客户订单不会断，只是产能会有阶段性下降。下降的部分，我们和三家客户已经初步达成了谅解，他们同意在搬迁期间适当调整采购计划。”
“第三个问题，员工安置。”这也的确是我最不愿提及的。但如果不这样做，拖到丰荣重工垮了，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所谓赔偿，不过是空口支票，到时候会一拖再拖，老百姓是最好欺负的。
“东北厂区的四千三百名员工，我们给出的方案是三条路。第一，愿意随迁的，一次性发放安家补贴，标准是工龄乘以八千，上限十二万。到了甘肃之后，工资水平上浮百分之十五。第二，不愿意随迁的，可以选择买断，补偿标准按照劳动法规定的两倍执行。第三，既不愿意随迁也不愿意买断的，我们协助安排在东北当地的其他企业就业，丰荣在东北还有其他板块的业务，也可以内部消化一部分。”
我说完这些，会议室里有人开始翻材料，大概是去找员工安置那部分的细节。周敏没有翻，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约莫是在判断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到底有多少是真实落地的。
“季总，”她再次开口，“这些方案，和工会谈过吗？”
“谈过了，”我说，“上个月我亲自去的沈阳，和工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工人代表，面对面谈了一整天。会议纪要在附件中有标注，周总监可以回去慢慢看。”
周敏沉默着，表情依旧严肃，她在找漏洞，这是她的职业本能，也是她的价值所在。
但会议室里坐着的，不仅只有周敏一个人。
坐在赵岩旁边的一个人站了起来，丰荣重工副总裁，孙立诚，他分管战略投资，只有三十多岁。这个人我以前打过交道，是个难缠的对手。他不像赵岩那样直来直去，也不像周敏那样用数据说话。他擅长的是用你的逻辑打败你，用你的数据推导出对你不利的结论。
“季总，”他说，“我仔细看了你的方案，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值得再斟酌。”
他拿起桌上的材料，翻到某一页，用手指点了点上面的数字。
“你说甘肃的电价比东北便宜三成，这个我核实过了，基本属实。但你没有说的是，甘肃的工业用水价格比东北贵了将近一倍。重工行业是用水大户，这一项一进一出，实际的能源成本节约恐怕没有你算的那么多。”
他翻到另一页。
“你说靠近中亚市场，可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但丰荣重工目前的出口业务只占总营收的百分之十二，主要市场还是在国内。搬到甘肃之后，往华东、华南的运距比原来长了将近一千公里，这一块的成本增加，你在方案里是怎么处理的？”
再翻一页。
“还有，你说地方政府给的税收优惠。我查过了，兰州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前三年免，后两年减半，五年之后恢复正常。五年之后呢？到时候你的成本优势还在吗？你有没有算过五年之后的账？”
他把材料合上，放在桌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材料上面，看着我，“季总，我不是反对你的方案。我只是觉得，一个这么大的决策，不能只看好处，不看代价。你把重工搬到甘肃，到底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我甚至能看到他眼中得意的挑衅。
别的原因，他没有明说，但在坐的每一位都没有傻的。甘肃是我的老家，这个搬迁决定，到底是因为商业上的理性判断，还是因为我想趁机把裴家的重工产业往自己的地盘上挪？这个质疑从方案一出来就有了，只是没有人像孙立诚这样，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摆到台面上来。
林袖致的身体微微前倾，像是要替我说话。我伸手拦了她一下。
“孙总，”我说，“你刚才问的几个问题，我也一个个回答。”
“先说工业用水。甘肃的工业用水价格确实比东北贵，但重工行业用水量大的环节主要集中在冷却和清洗，这两项我们已经在做技术改造了。新厂区会采用闭路循环水系统，水的重复利用率可以从现在的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算上这项技术改造，实际的水费支出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比现在下降百分之八左右。这个测算在方案附件第四十二页，孙总可能没有看到。”
孙立诚笑意更深。
“再说运输成本。你说得对，搬到甘肃之后，往华东华南的运距确实长了。但你有没有算过，丰荣重工百分之六十的原材料是从西北采购的，铁矿石，焦炭，合金，这些大宗的运输成本在搬迁之后会大幅下降。一进一出，总的物流成本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
我走到会议桌的侧面，拿起一支白板笔，在白板上画了两条线，一条往东，一条往西。
“至于出口业务占比低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现有的成本结构下不具备竞争力。搬到甘肃之后，每吨钢的成本可以下降将近两百块，到时候中亚市场的竞争力就出来了。我让人做过市场调研，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每年进口的钢材总量在八百万吨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拿下其中的百分之十。这个增量，足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任何损失。”
“最后说说五年之后的税收问题。五年之后优惠政策确实到期了，但五年之后我们的成本结构已经彻底优化了。就算没有税收优惠，甘肃厂区的综合运营成本仍然比东北低百分之十五以上。这个不是拍脑袋说的，是做过敏感性分析的。孙总如果想看，我可以让林助理把模型发给你，你自己去跑一遍。”
我把白板笔放回槽里，转过身。
“至于你说的‘别的原因，”我看着孙立诚，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我只能说，如果我是为了私利做这个决策，我不会选重工板块。重工是丰荣利润最薄的板块，投入最大，回报最慢，操心最多，我犯不着。”
“我选重工，恰恰是因为它最难，最需要动，不动就要死。今天不动它，三年之后你们看到的就不是搬迁方案，是破产清算方案。”
我说完这些，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郑家杨始终没有说话。他从头到尾就坐在那里，姿态放松，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搁在桌上。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倾向，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像一潭深水，水面平静，底下不知道藏着什么。
孙立诚重新坐下了，他没有再追问。但他刚才那番话已经在一些人心里种下了疑问。会议桌上有的人开始低头交换眼神，有的人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有的人只是沉默地看着面前的空气，气氛微妙地偏了一下。
“那投票吧。”我说。
这是董事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涉及重大资产处置的决策，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才能通过。我算过票数，我这边能拿到的大概在三到六票，裴自苍那边少说有八票，剩下的几票是中间派，看风向。
林袖致把投票单分发给在座的各位董事。
我坐在主位上，看着他们低头填写。有人写得很快，笔尖在纸面上刷刷地划过，该是早就想好了要填什么。有人迟疑了片刻，目光在桌面上游移了一下，然后才落笔。还有人故意放慢了速度，把笔拿在手里转了两圈，大概是在犹豫，也可能是在等别人先做出选择。
赵岩是第一个把投票单折好放进箱子的。他投完票回到座位上，看了我一眼。
周敏最后一个投票。她把投票单捏在手里，走到箱子前面。我注意到她没有折投票单，就那么平展展地投了进去，似乎一点不怕被人瞧见。
计票的是集团法务总监。他一张一张地从箱子里取出投票单，展开，念出上面的选项，旁边有人记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弃权。”
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每一票都是一个砝码，被放到天平的一端或另一端。五票同意，七票反对，还有一票弃权。距离通过还差两票。就算把剩下的中间票全部拉过来，也凑不够三分之二。
大势已去，我的提议彻底被否决，无力回天。
这场基于公理与长远的改革，不出所料的败给了固化的利益格局。
裴自苍那边的人面上没什么表情，但眉眼之间能看出松弛。赵岩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孙立诚直接把材料收进公文包里，准备随时离场，郑家杨始终没有动，他的目光越过整张会议桌，落在我身上。
法务总监把投票结果记录在案，摘下老花镜，看了我一眼，提示我做最后的陈述。按照公司章程，如果投票没有通过，提案人可以在会议上做最后一次陈述，然后进行第二轮投票。但所有人都知道，第二轮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起起身，其实我心里清楚方案不会通过了。但我还是想说几句话，对在座的这些人，也对我自己，更为了替那些一线工人争取最后一点机会。
门在这时候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穿着深色的职业套装，头发盘在脑后，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的呼吸有些不稳，像是一路小跑过来的，但面上的表情控制得很好，看不出慌乱。
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认出了她，裴自雪的助理，陆心心。跟了裴自雪很多年，只是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该认识她的人一个也不会少。
她走进会议室，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她移动。
陆助理走到台前，把信封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文件是标准的A4纸，抬头印着丰荣集团的标志，底下盖着鲜红的公章。她将文件摊开，取出其中一张，拿在手里，从左到右全方位展示了一遍。
“裴先生同意本次重工业板块全域迁移方案。”她说：“本次产业迁移产生的所有资金损耗，估值损失，违约风险，舆情代价，所有损失，由裴自雪先生个人全额承担。”
“无需集团兜底，无需各位董事担责。”
信封里装的是裴自雪签过字的授权委托书，还有一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没有人要求验真伪，因为陆助理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立场。
赵岩放下了茶杯，孙立诚把公文包的拉链重新拉开，把刚才收进去的材料又拿了出来，放在桌上。其他人在各自的位置上调整了姿态，不再前仰后倚，都拘谨了不少。
我重新坐下来。
第二轮投票开始。法务总监重新戴上老花镜，这一次他的动作比刚才快了不少。投票单重新分发，填写，重新投进箱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法务总监念了十三遍“同意”，一遍“弃权”，零个“反对”。
决议通过了。
散会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人们陆续离开。赵岩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点了点头，走了。周敏走过来，笑着看我一眼，她说：“季总，五年之后的测算模型，发给我一份。”
我说好。
林袖致最后一个走，她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我手边那杯凉透了的茶水换成热的，放在我手边。
“你还好吧？”她问。
“还行。”我说。
庆功宴订在霄云路的一家餐厅，私密性很好，一整层只招待我们这一桌。我到的时候人已经基本到齐了，林袖致在门口等我，看见我从电梯里出来，松了口气。
“还以为你不来了，”她说。
“答应过的事，会来。”
她领着我往里走。包间的门推开，里面坐着团队里的十几个人，从法务到财务到运营，这几个月没日没夜跟着我熬的，都在了。林袖致坐到我右手边，左手边坐的是项目部负责人周牧。
酒过三巡，气氛活络起来。
周牧端着酒杯站起来，脸已经红了，舌头有点大：“季总，我敬您一杯。”
我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
“您知道吗，”他把酒咽下去，杯子搁在桌上，用手指点着桌面，“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真是，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敬您！”
他说完一饮而尽，旁边的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桌上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不知道谁带头鼓了掌。
林袖致侧过头来看我，轻声说：“周牧喝多了。”
“让他喝吧，”我说，“这几个月他睡得最少。”
服务员又开了两瓶白酒，倒进分酒器里。有人开始划拳，有人靠在椅背上迷糊，有人在低声聊天。声音越来越杂，越来越高，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一波一波的。
我喝了不少，记不清是第几杯了。酒是辣的，顺着喉咙下去，烧成一条线，到了胃里变成一团温热。眼前的东西开始有点晃，灯光的边缘晕开了，像隔着一层水汽看东西。
有人过来敬酒，我说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一些场面上的话，辛苦了，谢谢，以后继续。
我只记得自己走出去的时候，是扶着墙走的，电梯到了，门打开，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到了公司楼下，我让司机先走，不用等我。
大楼的门厅亮着灯，保安看见我，站起来叫了声季总，我说辛苦了，你忙你的。我靠着电梯壁，看着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往上跳，八楼，九楼，十楼，到顶层了。
走廊很长，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身后一盏一盏地灭掉。
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按开指纹锁，办公室里的灯没开，只有窗外的城市夜景透进来一些光，把房间的轮廓照出来。
陆心心走的时候把文件留在了桌上，信封，担保函，还有那份授权委托书。
接着窗外的灯光，我看清了这些字。
小时候他教我写字，握住我的手，一笔一划地带着我写。他写字的习惯和旁人不同，起笔重，行笔快，收笔利落，横画有微微的上扬，竖画则直而挺。那时候他的字已经有了自己的气象，凛冽干脆。书法大家都说，他实在太有天赋。
但眼前这三个字，是另一回事。
“裴”字的“衣”部写得散开了，左边的撇和右边的捺不在一条线上，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倾斜。下面的“非”部就更乱了，左边那一竖歪得厉害，几乎要倒向右边的笔画里，右边那一竖又太短，不成比例，整根竖像是写到一半就没了力气，仓促地收住了。
“雪”字最难看。
上半部分的“雨”字头，横折钩写得像一条扭曲的蚯蚓，竖和横折之间的连接处有一道明显的断痕，像是笔离开了纸面，然后重新落下去，但没有对准原来的位置。下面三横一竖，最简单的结构，却被写成了三根歪歪扭扭的线条，长短不一，间距不等。最后一横的末端，笔尖在纸上拖了很长一段，留下一条细细的尾巴，然后才被提起来。
那是握不住笔的痕迹。
谢谢，谢谢你又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上，帮了我一次。
谢谢，谢谢你再一次为我的人生添彩。
第88章 疼死我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忙产业迁移的事。
方案在董事会上过了之后，事情反而更多了。兰州那边的地要落实，东北厂区的评估要重做，工人安置的细则要一条一条地过。林袖致排了表，密密麻麻的，每一天都塞满了。我照着她排的行程走，开会，看现场，签字，见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每当飞机落地的时候常常要想一下自己是在哪儿。
裴自苍的人这次输的很不体面，依他的性格，断然不会轻易揭过。
果然，一周之后，郑家杨组了个局，约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茶室。地方偏，不临街，七拐八拐才能找着。我到的时候郑家杨已经到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心情看上去不错。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也不寒暄，开门见山：“季总，裴先生最近怎么样？”
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浮浮沉沉，说：“郑总要是关心，不如自己去看看。”
郑家杨笑了一下：“我倒是想，但你知道的，裴先生那边不是谁都能进的。”
这个话题我接与不接都是坑，两相较量之下还是闭嘴更稳妥。
郑家杨没必要在这事上故意为难，也就跟着换了话题：“季总，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有些话我还是想说。重工西迁这个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拦不住。今天请你来，也不是为了翻旧账。事已至此，西北那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这边可以出人出力。”
我无心判断这话的真假。他在裴自苍身边做了那么多年，早练就了一身真假混说的本事，若真细细计较起来，未免也太耗神了。
“谢谢郑总，”我说，“有需要的话，我会开口的。”
他笑着点头，又说了些关于西北政策的事。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忽然在我身后说了一句：“季总，照顾好自己。”
六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兰州。新区那边已经动工了，土地平整基本完成，打桩机正在打地基。工地上一片忙碌，尘土飞扬，工人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之间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
项目负责人带着我在工地转了一圈，现场有条不紊，比我预想的进度要快。工程部负责人在旁边汇报：“地基已经打完了三分之一，钢结构的预制件在厂里生产着，下个月可以开始吊装。如果情况好的话，年底之前主体结构能封顶。”
我沿着施工便道走了一圈，路不平，都是碎石和泥土，鞋底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走到工地东边的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空地，没有动工，也没有围挡，就那么荒着，长满了野草，最高的已经快一人高了。
六月中的一天，我人在沈阳。下午约了工会的人谈买断方案的细则，午饭照例在厂区食堂吃的。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我看了眼来电显示，是周叔的电话。
自从那件事后，陈伯便不再与我联系，与裴家这边的牵扯，大多通过周叔。
“季先生，小黑快不行了，”没等我回应，他又急急说，“家里意思是不让我给您打这个电话，但我想…还是得跟您说一声。”
我嘴里还嚼着东西，却怎么都咽不下去。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食堂里，面前的不锈钢餐盘里还剩半份米饭。窗口排队的工人还在等待，勺子和餐盘碰撞的声音，凳子在地上拖动的声响，有人在喊“师傅多打点肉呗，下午活可累呢。”
我坐了一会儿，把筷子放平在餐盘上，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倒了剩饭，把盘子摞好。
林袖致在食堂门口等我，见我出来，迎上来：“下午两点半，工会那边……”
“今天先不开了，”我说，“我回趟北京。”
她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应了一声，转身去打电话。
司机开车送我到沈阳机场，路上个把小时。我靠着车窗，看着路两边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起来了，绿油油的，不像上次来的时候那么空旷。到了机场，换登机牌，过安检，上飞机。沈阳飞北京只要一个多小时，闭一会儿眼就到了。
到裴家老宅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周叔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的车，往前迎了两步。他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只是侧开身子让我进去。
穿过前厅，绕过影壁，沿着抄手游廊往后走，快到后院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该做好的准备我都做好了，但现在快走到跟前了，我还是怕。
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矮榻，上面铺着深蓝色的绒毯，小黑就被放在那上面。它的身体被摆成侧卧的姿势，四只爪子自然地蜷在胸前，脑袋微微偏着，像睡熟了一样。毛发被梳理过了，顺顺地贴着身体，但脊背和尾巴尖的毛色已经褪得很淡了，露出底下浅粉色的皮。
我蹲下来，慢慢地伸出手，手掌覆在它的背上。毛很软，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密了，隔着皮毛能摸到底下的骨头，一根一根的，细瘦得很。我顺着它的脊背一遍一遍地抚，从头顶到尾尖，五指张开，把那些细小的浮毛拢起来。
“小黑，”我听到自己哽咽的声音，“哥哥回来了。”
它不会再应了，不会再把脑袋转过来了，也不会用湿漉漉的鼻尖碰我的手了。我把手放在它的背上，感觉着掌心底下那一点冰凉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透上来。十九年，初见时，它眼睛都没睁开，小小的哆嗦成一团，我拿自己的棉袄给它裹了个窝。它夜里叫，我就把它挪到枕头边上，侧过身用手指蹭它的下巴。
看着它长大，又看着它离开。
“少爷知道吗，”我问，“他见过了吗？”
“知道，”周叔说，“昨天夜里小黑就不太行了，不吃不喝，一直在喘。少爷让人抱到他屋里去了，从晚上十一点一直守到今天早上五点多。小黑是在少爷身边走的，后来少爷实在撑不住了，夫人心疼坏了，硬让医生打了针，少爷才睡下的。”
我说好。
这是最后一面了，我的一生都在失去，所以更懂得如何告别。我把它的头轻轻托起来，搁在自己的手心里。将它身上的浮毛梳干净了，又用手掌把它的毛压平，捋顺，让它看起来体面一些。
“好了，我们小黑很漂亮。”我说。
它比我想象的轻。十九年的重量，到了最后，也不过是这么一把骨头。我用一只手托住它的背，另一只手托住它的后腿，把它贴着自己的胸口。它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下巴搁在我的锁骨处，这个姿势它以前最喜欢，每次我这样抱它，它就把脑袋往我脖子里钻。
我在院里找了块空地，坑挖了大约两尺深。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它的耳朵碰了一下坑壁，沾了一点湿泥。我伸手把那点泥擦掉了，再一捧一捧地把土盖上去。土是凉的，掺着雨水，攥在手心里能捏成团。填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那团灰白色的毛慢慢被泥土覆盖，一点一点看不见了。
填平之后，用锹背把土压实，又捧了一些碎土撒在上面。身边堆着挖出来的余土，我蹲下去，想把它拢到树根底下。手伸到土堆里，忽然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圆圆的，小小的一粒。
我扒开土，从里面摸出来两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瓶身落满了灰，但玻璃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卷着的小纸条。瓶口用软木塞塞着，木塞已经干裂了，边缘翘起来，露出里面的蜡封。
记忆一下子倒回去，哗地一下。那年我七岁，学堂手工课上拿了两个漂流瓶回来，兴奋得不行，拉着少爷一人写了一个愿望。我们趴在桌子上，他用钢笔，我拿铅笔，各自写完，谁也不让谁看，塞进瓶子里，跑到后院，说要埋进土里，等长大了再挖出来。
它们居然还在这里，在柳树底下，在小黑旁边。
两个瓶子，一个塞子紧一些，一个松一些。我拿起紧的那个，拔开塞子，把里面的纸条倒出来。纸已经泛黄，纸很脆，我小心地展开，上面是一行铅笔字，笔画稚拙，歪歪扭扭的，我认得自己的字迹——少爷长命百sui。
字很丑，但每一笔都用力，铅笔在纸上压出了很深的痕迹，背面的纸都凸起来了。七岁的季如愿趴在桌子上，很认真地一笔一划地写，写完了还吹了吹，怕铅笔灰弄脏了纸。他小心地卷起来，塞进瓶子里，塞得紧紧的，怕它掉出来。
另一个瓶子属于裴自雪。上面写着——如愿，祝你平安，顺遂，如意，喜乐。
纸太脆了，捏得太紧，边缘就碎了，一小片一小片地掉下来，落在我膝盖上，落在泥土里。我想把它叠好放回去，但手指一直在抖，折痕对不准，折了两次都歪了，纸又被折出一条新的裂痕。
后来我就不折了。我把纸条平摊在掌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它，像七岁那年我们把手盖在土上一样。
我身体里有个地方太疼了，疼得我蹲不住了。膝盖撑着地面，整个人缩下去，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堵住了，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松开攥着纸条的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好像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堵住那个出口上了。眼眶里有什么东西满了，溢出来，顺着指缝往下淌，热热的，滴滴答答地落在面前的泥地上，砸出小小的坑。手心底下，嘴张开了又合上，张开了又合上。
不能哭啊，季如愿你不能哭啊。杀人偿命，杀人要偿命啊。
“季先生，”周叔不知何处出现在我身后，他语气有些犹豫，似乎在考虑应不应该这时候打扰我，“小黑的的东西还放在它屋里，您要看看吗，还是我收拾了？”
“咳…”我偏过头，用手肘抵了抵额头，背对着他出声：“我收吧。”
等眼泪干了，天色已经暗下来。院子里亮起了灯，灯影把柳树的影子拉得更长，投在西墙上。我站起来，简单整理了下外套，把两个瓶子揣进口袋里，走进屋子。
我去偏厅收拾小黑剩下的东西。其实没有多少，一条毯子，一箱玩具，不少玩具上还沾着他的毛。
从偏厅出来，正好撞见走廊上一行人。皆是医生模样的生面孔，正在和门口的人低声说着什么。不是裴家惯用的那几支团队，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个银色的金属箱，箱体上没有任何标识。
我走过去，问周叔：“他们是谁？”
周叔偏头看了眼，说：“来了批新药，要给少爷试一下。”
“什么药？试过了吗？有副作用吗？”
周叔摇了摇头，说：“上面的意思，我不清楚，您可以去东厢房那边问一下。”
东厢房…在我的记忆里，裴自雪只有病重到一定程度，才会从主屋搬过去。那里本就是预防万一的地方的地方，没隔段时间就要更新一次，里面有全套的医疗设施，比医院的特需病房还要先进齐全。
我不记得东厢房的门已经多久没开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门口既有保卫也有医生，这样的阵仗，我记忆里是没有过的。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推着一辆手推车从东厢房的侧门出来，车上还是那个金属箱，被几个人包围式的保护着，似乎真的很重要。
我往旁边让了让，等他们过去。其中一个医生认出我，从人群中走来同我点头打招呼，我也记得他，裴自雪幼时就在用的主治医师，方医生。
“季先生，”他先开口，“您来了。”
我也点头回应，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什么药”
他说了一个英文名字，很长的一串音节，我没有记住。他又解释了一句：“是靶向治疗的新品种，刚批的，国内还没有临床数据。”
“有副作用吗？”我问。
方医生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他张了张嘴，斟酌了一下措辞：“这种药的有效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副作用的话……主要集中在免疫系统方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肝脏和肾脏的负担也会比较重。但少爷现在的状况，常规治疗已经……效果不大了。”
他没有把话说全，但我听懂了。
“知道了。”我说。
“您要进去见见少爷吗？他今天好像预感到您会来，醒了好一会儿，但您来晚了，他刚刚睡下了。”
“不见了。”我转身往回走。脚下是院子里的石板路，缝隙里长了青苔，踩上去有一点滑。走了两步，又停住。我看着自己脚前的那块石板，上面有一道裂纹，横着贯穿过去，里面塞满泥土。
我又转过身来。
“看一眼吧。”
只看一眼。
他替我开了门，轻轻打开一条缝，够我侧身进去。
这里面比我想象的要安静。机器是有的，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以及各种各样我见都没见过的机子。
裴自雪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薄被。被子下面伸出好几根透明的管子，从被子边缘垂下来，连到旁边的机器上。他头歪向窗户的方向，头发比上次见面时长了一些。
他已经不能平躺，床头被摇高了，差不多有四十度，身下垫着好几个枕头，把他托成一个半坐的姿势。锁骨下面贴着一块透明的敷料，输液针从那里进去，细长的导管沿着肩胛骨的走向一路向上，挂在输液架上。输液架上挂着两个袋子，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地往下落。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侧脸。他的脸比上次见面瘦了太多。眼皮是肿的，眼尾泛着不自然的红，像是哭过，又像是发烧烧出来的。他的手搁在被子外面，手背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的，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贴着棉球，棉球上洇着浅淡的碘伏印子。
我走近了两步。
他的呼吸很浅，胸膛几乎看不到起伏，只有脖子上的皮肤随着呼吸微微动一下。机器上的数字在跳，绿的数字一列一列的，我看不懂那些指标，但那个心率的数字跳得有些慢，四十多，偶尔跳到五十，又落回去。
我想一定是环境塑造了情绪，谁到这个环境中都会流泪。我转过身去，面对着墙，用手背压住嘴，另一只手捏成拳头抵在胸口。胸腔里的东西在翻涌，一下一下地往上拱，我只好用牙齿咬住手背的皮肤，咽部的肌肉跟着紧缩，把那些要涌上来的东西往下压，往下压，但压不住，还是有热的液体从眼眶里漫出来，顺着脸颊流下去，淌到手背上。
不是这样的，不应该这样的，从前裴自雪病的再严重，千金万金的药下去，也总能好许多，怎么会这样了呢。
我仰头，深呼吸几次将眼泪逼回眼眶，走到床边看着他。
他的右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胶布贴了又撕，撕了又贴，那一片皮肤已经青紫了，针眼密密麻麻的，没有一块好地方。
我伸出手，用拇指的指腹轻轻碰了碰他的眼尾。那里是红的，微微肿着，像哭过之后没有来得及消下去的痕迹。碰上去的那一下，他的睫毛颤了颤，但眼睛没有睁开。我的手忽然开始抖，越抖越厉害。我忙收回手，攥紧了拳头，撑着床慢慢蹲下，把发抖的手藏进口袋里。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裴自雪。
好一会儿，他的睫毛动了。
他慢慢睁开眼，眼珠转了一下，找到我。他看着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很浅，像是笑了一下。
我吸了吸鼻子，也对着他笑。
他的手指动了动，很轻微的幅度，指尖在我掌心里往上抬了一下，又落回去。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把他的手捧起来，掌心贴着我的脸颊。他的手还是凉的，贴着我的脸，那一点凉意慢慢地渗透进去，从颧骨到鼻梁，再到眼角。他的大拇指动了动，在我的颧骨上轻轻擦了一下。我这才感觉到自己脸上还是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流了眼泪。
他的手腕微微用力，把我往他那边拉了拉，目光落在床沿上，意思是让我坐上去。
我往后缩了一下，摇摇头，他身上的管子太多了，被子底下不知道还有多少，我怕碰到，怕扯到，怕那些细软的针头从皮肤里脱出来。
他看着我，嘴角弯得更深了些，用口型说：没关系。
我这才小心翼翼地坐到他床边，没敢坐实了，只搭了半个身子，手还是握着他的。
每次来，我都好想好想和他说说话。
“我前些天去了东北，”我说，“去了好几个厂区，那些厂子又老又空，设备都锈了，工人还在干活，工资发不出来，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他一直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的。
“那时候，我就决定把东北那几个厂子搬到甘肃去了，”我说，“兰州新区那边地都平整好了，下半年动工，明年这个时候大概就能投产。工人大部分愿意跟着走，不走的也给了补偿。”
他听着，一直听着，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偶尔他的眼睛会弯一下，是在笑，偶尔他的睫毛会垂一下，是在肯定我。
“你一定觉得我很棒，”我说，“一定也特别为我骄傲，是不是？”
他很慢很慢地点了点头，脖子的肌肉绷紧了，青筋从颈侧浮起来，然后松开。点头的动作只有一次，幅度不大，但他用尽全力了。
“我把小黑埋在后院那柳树树底下了，我今天才发现，它好小啊，那么一点儿大，一个小小的坑就能把他装进去。”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玻璃瓶。瓶口的泥还没擦干净，在灯光下浮现出暗沉的颜色。我摊开手掌给他看：“还记得吗？七岁的时候，学堂发的，我拉着你一起写了心愿。”
“我现在已经知道你许了什么愿了，”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嘴唇抖得厉害，“你肯定也没忘。”
他眨了眨眼睛。很慢的，眼皮落下去，再抬起来。他的眼睛红了，水光浮上来，薄薄的一层，在灯光底下颤动着。我低着头，眼泪也下来了，“裴自雪，”我说，“你也拥有随时向我表达难过的权力。”
他一句话都没说，眼睛里的水越来越多。我俯下身去，捧着他的脸，嘴唇贴上去，牙齿磕在一起，磕得很疼，但两个人都没有退开。眼泪混在一起了，分不清是谁的，顺着下颌淌下来，滴在白色的被褥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daddy，”我哭着问他，声音含混不清的，嘴唇还贴着他的嘴唇，“我没有做错事对不对？我没有做错对不对？”
作为分道扬镳的爱人，作为被你抚育长大的孩子。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办。
他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动，拇指蹭了蹭我的手背。眨了眨下眼睛，像在说没有。
“我没有做错对不对。”
他又眨了一下。
门在这时被敲响，医生在外面说：“少爷，该换药了。”
我猛地直起身，偏过头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站起来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了他一眼。
裴自雪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偏过头去看窗外。他睫毛上还挂着碎碎的水珠，但他还是笑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我。
“要下…雨了，”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别人几秒钟的事，他说了近乎半分钟，好像今晚积攒的力气，全都用来说这几个字，“你…有没…有伞…”
“我有。”
从东厢房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廊下的灯还亮着，黄澄澄的一团光，拢在灯罩里，照不了多远。门口的保卫站得笔直，见我出来，目光跟着我走了一段，又收回去了。
周叔还在前厅等我，见我出来，迎上来，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伞尖朝下，雨水正顺着伞尖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外头下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来的，我进去的时候天还晴着。
“季先生，”他把伞递过来，“车在后门等您。”
我接过伞，伞柄是湿的，握在掌心里有些凉。我并不打算撑开，院子里的雨细细密密地斜织着，落在石板地上溅不起水花，只是把地面洇成深色。柳树的影子在雨里模糊了，远远地看过去，那棵柳树底下有一小块地方是新土的颜色，比周围深一些。小黑就在那里，十九年，埋下去只占了那么一小块地方。
我撑着伞往后门走，雨打在伞面上，周围的声音便模糊了。走到后门口的时候，我停下来，把伞收拢，甩了甩水，弯腰把伞靠在门框边上。周叔站在门口看着我，朝我摆手，又说路上小心，回家记得洗个热水澡。
车子越来越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宅的围墙在雨夜里灰蒙蒙的一片，只有大门口那盏灯还亮着，光晕在雨里化开了，模模糊糊的一团。
“季总，”司机从前头问，“回酒店还是？”
“去机场。”我说。
回沈阳的飞机是十点四十的。候机厅里人不多，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玻璃上全是水痕，外面的停机坪在雨里亮着灯，一架飞机正在滑行，机身两侧的红灯一闪一闪的。口袋里那两个玻璃瓶相互碰着，我捏了捏，拿出来看了会儿又装回口袋，用手盖住。
后半程我闭着眼。脑子里全是那些机器的画面。滴滴答答的氧气，透明的管子，以及机器上的绿色数字一列一列地跳。
很疼的，很疼的。
第89章 真相（已替换）
闭上眼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闪动，我只好睁开眼睛，同自己作对般盯着机舱顶上的阅读灯。灯是亮着，罩子外面一圈是暗的。我盯着那圈暗处看了许久，直到眼睛酸了才闭上。
回到酒店已经过了午夜。林袖致在大堂等我，她穿着件薄开衫，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和看上去就未动的糕点。见我进来，她站起来，手里的平板还亮着屏幕。
“季总，工会那边我推到后天上午了。”她说，“另外，兰州那边来电话，说那块东边空地政||府要先征用，用作市||政公园的预留用地，让我们重新报规划。”
“知道了。”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了：“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先休息？剩下的我明天一早再跟您过。”
我点了一下头。电梯门开了，我刷卡进门，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玻璃瓶，摆在床头柜上，并排摆好，后面又怕它们摔了，放进了抽屉里，又怕走时忘记带，于是干脆放到枕头底下。
躺下去的时候，枕头上有陌生的洗衣液味道，混着一点香氛的气味。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壁，墙纸上是重复的暗纹，一圈一圈的。我盯着那些纹路看，看着看着视线就糊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线光。我坐起来，伸手往枕头底下摸了摸，摸到那两个瓶子拿起来。把那个写着“如愿，祝你平安，顺遂，如意，喜乐”的瓶子握在掌心里，手指箍着瓶身，慢慢的一点点收紧。最后全部放进公文包中。
我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发青，两颊陷了一点下去。我用冷水扑了几把脸，拿毛巾按干了，换了件干净的衬衫，下楼的时候林袖致已经在大堂的早餐厅等着，面前摆着两个杯子，一杯黑咖啡，一杯白水。
“上午是工程部和财务部的碰头会，”她把平板转过来给我看，“十点开始，在十一楼会议室。下午安排了两家设备供应商过来谈报价，一家是德国的，一家是国内的，您看先见哪家？”
“先见国内的。”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端起那杯白水喝了一口，竟然有股桃子味。
她点了下头，在平板上做了记录，又翻了一页：“还有一件事。昨天晚上您没回来的时候，郑总那边托人送了一盒茶来，说是从杭州带回来的明前，让人放在您房间了。酒店前台收的，我没打开。”
我嗯了一声，没什么表情。
林袖致停了一下，看着我问：“季总，大公子那边，最近一直没动静，会不会不太对？”
“不会，”我把杯子放下，“他不会了。”
“您的意思是……”
“他不会再找麻烦了，”我补充道，“他毕竟是个哥哥。”
林袖致沉默了两秒，说：“财务部的夏总昨天提了一句，说最近有几笔融资渠道在收紧，不是监管的原因，像是有人在后面递了话。”
“查一下，”我说，“但别打草惊蛇。”
我咬了一口餐盘里的面包，这好像叫什么贝果，嚼在嘴里干巴巴的，没什么味道。我慢慢地咽下去，把餐盘往旁边推了推，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太苦了。
下午见供应商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有些散。那个国内的供应商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语速很快，讲起设备参数来滔滔不绝，但重要的几个技术指标总是含糊地带过去。我让他把关键技术参数单独列出来，他木了一瞬，从包里掏出一本册子，翻了半天才翻到。
林袖致坐在旁边，偶尔在平板上记两笔，始终没有插话。等那几个人走了，她把门关上，走回来坐在我对面。
“季总，”她说，“刚才那个报价比德国那家低了四成，但他们的设备年限和损耗率都有问题，后续的维护成本会很高。”
“我知道，”我说，“先晾着。”
她点点头，又翻开平板看了一眼：“还有一件事。大公子那边，今早有人往董事会几位独立董事的办公室送了一份材料，内容是关于重工西迁的财务风险评估，落款是匿名的。几位董事的秘书都打了电话来问，说这份材料有没有经过咱们这边审核。”
“没有。”我说，“让公司法务部出一份正式声明，澄清该材料与公司无关，但同时，也确认一下几位董事的态度。”
“您怀疑是大公子的人……”
“他不会的，”我说，“他现在没功夫。”
从沈阳回北京那天是六月二十一号，夏至。机场外面热浪滚滚，柏油路面蒸腾着肉眼可见的波纹，车子从机场高速下来的时候，我摇下一点车窗，风灌进来，热烘烘的，闷得人难受。
林袖致没跟着回来，她留在沈阳处理工会买断方案的后续。我一个人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边缘。北京的六月已经很热了，路边的槐树结了满树的花穗，细细碎碎的米黄色。树下有人骑着共享单车过去，车筐里放着一把蔫了的青菜和一兜西红柿。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看了一眼，是周叔发来的消息，短短一行字：“少爷今日尚好。”
车窗外的风景一帧帧地往后退。我靠着座椅，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手机屏幕还亮着，那行字还在上面，我看了几秒钟，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座椅上。
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过了晚饭的点儿。家里冰箱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盒牛奶和一袋切片面包。我把牛奶倒进杯子里，微波炉转了三十秒，端着杯子在沙发上坐下来，吃一口噎面包，再喝一口牛奶顺顺。
刚想去厨房冲一下水杯，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郑家杨。
他在电话那头说，“季总，我这边有个朋友，手里有一批闲置的钢结构件，品质很好，价格也合适，您那边新厂区的建设要不要看看？”
“郑总费心了，”我说，“我这边已经订了，签了三年的框架合同。”
“哦？”他的声音有一瞬间的停顿，但很快就接上了，“那也是，以季总的风格，提前锁货是正常的。那算了，当我没提。”
“郑总，”我说，“你那位朋友，是姓裴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郑家杨笑了：“季总，您现在警惕性高得很。姓不姓裴不重要，东西好就行，对吧？”
“对，”我说，“但我不需要。”
至此，我才终于明白郑家杨真正的主人是裴自雪。
火车是早上九点多到的甘谷，从兰州过来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一路上隧道连着隧道，窗外明暗交替，一会儿黑下去，一会儿又亮起来，车厢里的人在这明灭里打盹，发呆，吃泡面。我靠着窗，看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一座连着一座，有的陡峭，有的平缓，坡上种着梯田，一层一层地叠上去，麦子已经黄了，快要收割了。
甘谷站还是老样子。月台短，下了车走几步就是出站口，站房刷了新漆，白底红字，比从前规整些。出站口外面那条路拓宽了，铺了柏油，路两边立了路灯，杆子是新式不锈钢的，底下种着矮矮的冬青。从前这里是一条土路，雨雪天泥泞得走不了人，晴天的时候灰大，走一趟回来鞋面上能扑一层黄。
我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八月末的天还热得很。人已经走散了，接站的，拉客的，骑摩托的，各自忙各自的去了。车站前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拎着个小行李箱，站在台阶上，面对这条陌生的路，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小临村在县城的北边，从前从县城过去要走很远。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姥姥来赶集，天不亮就出门，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路是土路，弯弯绕绕的，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沟走，到了雨季沟里才有点水。现在面前这些路横平竖直的，路灯，路牌，门面房，都和别处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
思来想去，我决定沿着大路往前走，走了一小段，看到一个公交站牌，上面写着北线，途经赵家坪，刘家湾，小临村。于是，我在站牌底下等车，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来了一辆白色中巴。车身上印着饮料广告，车上没几个人，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窗外的景致慢慢地从镇子变成了田野。
路像是新修的水泥地，平坦得很，没有颠簸。田里的麦子金灿灿的，有的地块已经割过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麦秆，在地里扎着，路边种了杨树，笔直地排过去。我认不出这是哪一段路了，从前那条土路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剩了。
车停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回头喊了一声：“小临村到了。”
我下了车，站在路口。面前是一个斜坡，坡上错落着房子，红的瓦，白的墙，有的两层有的三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一条水泥路从坡底通上去，路边停着几辆车，面包车，小货车，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我沿着坡往上走，远远听到有人说话，声音传过来，说的是本地话，许是离家太久，即便听着熟悉，可大概意思却说不上来。走到坡顶的时候，迎面跑来几个小孩，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跑得满头汗，脸上沾着泥印子。看见我，他们一下子停住了，站成一排，歪着头打量我。
我也停下。他们穿得干净整齐，鞋子是运动鞋，有的还带着荧光条，跟我小时候光着脚满村跑的样子不一样了。
我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巧克力，递过去。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先伸手。那个最小的孩子咬着手指头，眼睛盯着巧克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是哪里的……”
“我是路过的，”我说，“给你们吃的。”
最大的那个男孩子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一块，其他孩子这才跟着伸手，一人一块，拿了就往嘴里送，看来家长们还是没把安全教育做到位。最小的那个吃得慢，舔着舔着舔到了手上，满手都是巧克力印子。
“你们是谁家的？”我问。
“国庆家的！”最小的那个含着巧克力说，“他是我爸爸。”
我想了想，又问：“哪个国庆？”
“麻子国庆！”那个大点的孩子抢着说，伸出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他脸上有麻子。”
我想起来了。国庆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从小脸上一颗一颗的麻子，村里人都叫他麻子国庆。他家里穷，爹死得早，他娘带着他和弟弟过日子，他念到二年级就不念了，去给人做学徒。我小时候很羡慕他，他有名字，叫安国庆。我没有，村里人都叫我娃子，季娃子，没人给我起一个正经的大名。
“你爸爸在哪儿？”我问。
“在地里！”孩子们争着说，“在坡下面的地里！割麦子！”
“那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他？”
孩子们点点头，小的一把拉住我的手，大的一蹦一跳在前面带路。他们踩在田埂上蹦蹦跳跳，我跟在后面，鞋底陷进松软的土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麦田一块连着一块，收割过的地里留着一寸来高的麦茬，踩上去扎脚。没割的地里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一吹就哗哗地响。
远处有个人弯着腰在割麦子。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手肘，脊背弓着，镰刀一挥，一捧麦子就倒下来，顺手拢成一堆。动作又快又熟，割一把，拢一把，再割一把，再拢一把，看着比机器还迅速。
“爸爸！”小孩子跑过去，扯着嗓门喊，“有个人找你！他不认识路！”
那人直起身，把镰刀别在腰后，转过身来。他一张黑红的脸，眼角的纹路很深，眯着眼朝我这边看。他脸上的麻子已经淡了，分散在颧骨和鼻翼两侧，不细看看不出来了。他看着我，眉头皱了皱，像是想认又认不出来。
我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地埂上，对他说：“国庆哥，是我。我是娃子，季娃子。”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先是僵住，然后慢慢地松动，眼睛睁大了。他把镰刀从腰后抽出来，拄在地上，腾出手擦了把脸上的汗，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朝我走过来。走到跟前，他停下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娃子……”他说。脸上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真是你？你咋回来了？”
“回来看看，”我说，“还迷路了，现在村里变化太大了。”
他双手又在裤缝上使劲擦了两下，才握住我伸出的手。他的手粗，掌心和指根都是硬茧，握着我的时候没敢用力，只一下便匆匆松开。他说：“哎哟我真，我真是，一点认不出你了。”
“是，”我干笑两声，“都十九年了。”
他又盯着了一会儿，转身朝田里喊了一声：“行了行了不割了！回家！”又弯腰把散在地上的麦子拢了拢，抱到地头码好。几个孩子围着他转，最小的那个抱着他的腿往上爬，他腾出一只手把孩子捞起来，夹在胳膊底下，孩子咯吱咯吱地笑。
我跟着他，沿着田埂上了坡。大点的孩子跑在前面，手里攥着麦穗晃来晃去。国庆走在我旁边，步子刻意放慢了，该是故意等我。他怀里的孩子扭来扭去，他就颠了颠，换了个姿势。
“你咋回来的？”他问。
“坐火车，”我说，“从兰州过来的。”
“哦，那快得很了。”他说，“现在修了高铁了，到兰州一个多小时，到西安也不到三个小时。你姑我婶子知道了没有？”
“还没说，”我说，“想直接回来看看。”
“你姑老念叨你呢。”国庆说。侧头看了看我，又说；“你姑父没了，在牢里没的，有个六七年了。”
太阳升起来了，晒得后背一层薄汗。
“我知道。”我说。
他点了点头，沉默了一截路。走到坡顶的时候，他拿下巴朝前面指了指：“你看那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坡下不远的地方，沿着那条干涸的河沟，建了一大片厂房。蓝顶白墙，整整齐齐排过去，有几根烟囱。厂房外面围了铁栅栏，门口挂着牌子，隔着远看不清字。
“什么？”我问。
“厂子，叫季安，做食品加工的。”国庆说，“就你刚走没多久就建了，也是北京的老板。招老多人了，我们这些人就不种地了，都去厂里上班。男的当工人，女的做后勤，一个月下来，能挣好几千。你看我这，”说着，他低头看看自己，“早就不全种地了，请假回来收两天麦子，平时都在厂里。”
季安…我大概知道它的来头。收回目光，看着脚下，“看着规模不小。”
“可不小。”国庆把孩子换到另一边胳膊上，“那会儿村里人不乐意，说占了耕地，闹了一阵。后来镇上来人开会，说给补偿，还给安排活干，这才安生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门口停着车，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路边有人在晾麦子，金黄的铺了一地。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剥豆子，看见我们，眯着眼打量了一会儿，国庆朝她喊了一声：“五婶，这是娃子！秀蝶姨家的那个！”
老太太手一顿，豆子从指缝间漏了下去，她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走过来仰着脸看我，一双眼睛浑浊了，却仍努力睁着。
“海平那个侄子啊？”她声音颤颤的，“你长这么大了，这么高了。”
“五婶身体还好吗？”
“好，好着呢，”她笑起来，又打量了我一遍，“快去看你姑吧。”
国庆领我继续走，拐过一道弯，巷子两边都是二层小楼。有的贴了瓷砖，有的刷了涂料，大门是铁皮的，刷着红漆或蓝漆，门楣上贴着瓷砖对联。他停下，对着第二户努努嘴，说：“就这个，我就不进去了，你跟你姑好好说说话。回头来家里吃饭。”
我点头，目送他离开。一步步挪动到门前，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里，无论遇到什么，我从来没有一刻想过去死，就是为了回到这里，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
大姑坐在院子里搓洗衣服。她坐在一只矮凳上，面前是一个大塑料盆，盆里泡着好几件衣裳，她弓着腰，双手在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水声哗啦哗啦地响。她的头发已白了大半，稀稀的在后脑勺挽了个髻。后背弯着，脊梁骨从衣服下面拱起来。这些年，分隔千里，虽有专人每月发来照片，可亲眼见到，又是另一种感受。
我朝前走了几步，踩到一块松了的砖，发出声响。
大姑停住了搓洗的动作，抬起头来。
她看着我，眼睛眯了一下，又睁大。两只手从水盆里抽出来，湿淋淋地搭在膝盖上。她的嘴张开了，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处，眼泪先滚下来，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她张着嘴，喉咙里发出一声一声破碎的“啊啊”声，哭不出声来。
我又喊了一声：“大姑。”
她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步，手伸出来。我跑过去，一把抱住她。我还是回来的太晚了，还是太晚了。
“娃子，”她终于哭出声来，“娃子……”
大姑松开我，双手捧着我的脸。不敢用力似的，只虚虚地抚摸着，手指在我脸上慢慢摸索，摸我的眉毛，我的鼻梁，我的下巴。
“长这么大了，”她说，“这么大了。”
她的手从我脸上滑下来，摸了摸我的肩膀，又一路向下，最后握住我的手，翻过来看看手心，又翻过去看看手背，然后攥紧了。大姑又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的笑容一下收敛了，“不是你不让你回来吗！你回来，人家那边知道不？”
我知道大姑在想什么。她怕裴家以为我长大了回来跟本家亲，怕人家心里生了嫌隙，怕我回去不好做人。我把她的手握紧了，说：“知道，他们知道。没事的大姑，他们知道的。”
大姑这才松了口气，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她伸手抹了把脸，拉着我往屋里走，“进来说，进来说。”
她的手一直没松开，拉着我穿过院子，进了堂屋。屋里光线暗一些，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靠墙放着一台挂式电视机，柜子上摆着一尊瓷观音像，前面供着香炉，插着三根没点着的香。她把我按在板凳上坐好，自己坐到对面，还是攥着我的手，一会儿看看我的脸，一会儿看看我的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
“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她问我，“上的什么大学？”
“好，我过得很好，”我说，“在英国读的大学。”
大姑明显一愣，嘴巴张大了，问：“英国啊，有女王的那个？”
我笑着说是，有女王。
她又想了想：“那是不是得坐飞机去？老远了吧？”
“是，坐飞机，十来个钟头。”
“那吃得好不好？那边暖不暖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都好，”我说，“大姑，都好。”
她看着我，嘴抿了抿，又点点头：“那得花老多钱了吧。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一定得报答人家。”
我垂下眼，点了点头。
大姑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哎哟，光顾着说话了，我去里屋拿点东西。”她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沓纸钱和一束香，用细绳扎着口。
“回来了，该先去看看你妈和你姥姥姥爷了。”大姑说着，把塑料袋夹在腋下。她换了件干净褂子，把头发拢了拢，别了个黑卡子，又换了双鞋，拿了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另一顶递给我，“走，我领你去。”
一路上姑姑不停地讲，讲哪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讲谁家的闺女嫁到县城去了，讲村东头的老李去年走了，讲村西头的老张家盖了三层楼。她边说边用手指点着，我一个一个地认，有的还能对上号，有的已经完全陌生了。
路上碰见人，隔着老远就喊：“海平婶子，这谁啊？”
姑姑便会挺起胸膛，说：“这是娃子啊！秀蝶的儿子！从北京回来的！”
“哟，都长这么大了！”
“可不嘛！”姑姑笑着，继续领我往前走。
出了村，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一片坡地。我认出来了，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坡，长满了野蒿子和荆棘。我姥姥姥爷当初就埋在这里，没有碑，只有一个土堆，妈妈埋在旁边的土堆里。
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陵园。整块地用矮墙围了起来，青砖的墙，墙头盖着黑瓦。里面铺了青石板，石板之间留着缝，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
四座墓碑整齐地立在石板地上，碑身打磨得光滑，上面刻着字。碑前面摆了石供桌，桌上有香炉和花瓶。陵园后面还种了一排松柏，北面靠着一座小山包，南面有一道浅浅的水渠，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清凌凌地流着。
布局讲究。我虽不懂风水，也能看出这是请人看过的。
姑姑从塑料袋里取出黄纸和香，蹲下来，把黄纸一张一张拆开，叠好，压在石供桌上。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对我说：“你走了以后，过了没多久，也就半年来的，北京那边就来人了，要了这块地。村里还不愿意，村委上那些人闹了一阵子，不让动。后来直接从市里来了个官，专办这个，就没人敢说话了。”
我怔怔地站着。裴自雪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走到母亲的墓碑前。碑上刻着：“先妣季母秀蝶之墓”左下角一行小字：“爱子季如愿叩立”。
碑上嵌着一张黑白照片，巴掌大的一块，妈妈的眉眼看着我，笑得很灿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妈妈留给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这样明朗的笑。她在我脑海里是模糊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影子，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地念着什么，头发也乱蓬蓬的。可照片里的她笑得那么明亮，眼睛弯成月牙，像所有正常的年轻的母亲一样。
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她的脸。冰凉的石面，光滑的触感。我跪下来，父母抵着碑座，眼泪掉下来，落在墓碑上，啪嗒啪嗒的。
大姑在旁边烧纸，嘴里念念有词：“叔，婶，秀蝶，你们放心吧，娃子现在可好了，都出过国了，可有本事了。人家对他好，他自己也争气，你们在下面别惦记了。”
我起身，又走到姥姥姥爷的碑前磕了头。说来惭愧，我已经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姥爷是个怎样的人呢，旁人说起，大都形容他懦弱窝囊。因为姥姥当年大出血才生下女儿，姥爷心疼妻子便不再让其生产，这样的事，在大多数人眼中竟是窝囊。
如今好了，社会发展快，许多压人的糟粕被遗留在过去。可那时不同，在村里，没有儿子就是会被人欺负，两家打架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绝户”。
姥姥是怎样的呢。我记忆中她从未与人红过脸，谁家生了孩子，也都会找她帮忙缝制小被褥。过冬时，那上门找她做棉裤棉袄的人就更多了。
我不敢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强迫自己回想这些。我是他们生命血缘的延续，如果连我都不记得，哪又有谁还能证明他们存在过呢。
最后我走到阿成的碑前。阿成的碑小一些，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碑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瓷碗，里面插着三炷香，已经燃尽了，香灰落在碗里。
我记得阿成活着的时候瘦瘦小小的，头发黄，脸上总挂着两道鼻涕痕。有一回我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冲上去跟人打架，被人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回头冲我咧嘴笑。他是我童年唯一的朋友，后来肚子里生虫，他爸不舍得买五块钱的驱虫药，拿农药在他身上打的，他拉了几天肚子，没多久就不行了。当地风俗小孩死了不立碑，他爸在村外的坡上随便刨了个坑埋了。
这件事，我只跟裴自雪提过一次，后来再没提过，我没想过他会记得，更没想过他会做这些。
“阿成，”我轻声说，“我给你带了巧克力，给你放这儿了。”
我把口袋里剩下的巧克力都掏出来，一块一块地码在碑前的石台上。大姑在旁边抹了把脸，没说话。
其实这里还缺了一个墓碑，我姐姐。
回去的路上，我跟姑姑说想见见当年的村|支|书。姑姑说好，拐了个弯往村支书家走。村支书姓刘，住在村东头，家门口种着一棵核桃树，我记得我小时候这棵树就在了。
大姑敲了门，来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见了大姑叫了声婶子，又看见我，愣了一下。大姑说这是秀蝶家的娃子，从北京回来的，来看看刘叔。女人赶紧让开身子，回头朝屋里喊：“爸！来人了！”
从里屋出来一个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拄着根拐杖，步子迈得慢，背有些驼，头发全白了。他走到堂屋门口，把眼镜推上去，眯着眼睛看我，看了好一会儿。
“这是……”他说。
“刘爷爷，”我走到他跟前，叫了一声，而后跪了下去，膝盖抵在水泥地上，声响干脆，“我是娃子，季秀蝶的儿子。我小时候家里出事，是您出的钱，帮我姥姥姥爷下的葬。我来谢谢您。”
我弯下腰，伏在地上，磕了一个头。
老人愣了一下，连忙放下拐杖伸手来扶我：“起来起来，快起来，咋能跪呢，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他扶我的胳膊，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过来拉我。我站起来，他又看了我半晌，叹了口气：“你长大了，长大了。那会儿你才这么点儿高，瘦得跟根柴火棍似的，我见了心里难受，就出了那几个钱，不算啥，不算啥。”
他招呼我坐下，让女儿去倒茶。我坐在沙发上，老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拐杖靠在手边。他的腿看样子不太好，坐下去的时候慢慢弯着，扶着椅子扶手，一条腿伸直了搁在脚凳上。
“在北京怎么样？”他问。
“挺好的，刘爷爷，工作也稳定。”
“那就好，那就好。”他点了好几下头，“你姑姑这些年不容易，你多回来看看她。”
我说会的。
他又问了我这些年在外面的事，问了读书，问身体好不好。我一五一十答了。聊了半个多钟头，我说要走，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不肯放，说一定要吃了饭再走，我说改天一定来。
恩情只用嘴巴来说，未免显得浅薄。离开刘家，我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给林袖致，让他尽快安排刘爷爷儿子的工作，以及外甥女研究生毕业后人才落地的相关事宜。
回到家，天色已经晚了。姑姑在厨房里忙活，说哥哥马上从市里回来，晚上一起吃饭。我说我想去庙里看看，姑姑手上的动作稍一停顿，说：“去吧，去看看吧。”
静贤寺在后山的另一面，我走小路过去，走了二十来分钟。那条小路长满了草，两边的蒿子齐腰深，走在里面裤腿上沾了一层草籽。
当地政|策原因，人员走的走，转的转，这里便荒废了。
寺门没锁，一推就开了。院子里的草有半人高，青砖缝里都窜出了野花。大殿的门关着，锁已经锈了，我绕过正殿往后走，灶房的灶台还在，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灶沿，想起从前踩着板凳在这里煮白粥的日子。那时候师父还在，会给我留一碗稠的，粥面上结了一层米油，用筷子挑起来薄薄一张，香得很。
柴房的门也开着，里面剩了些碎柴，堆在墙角，已经朽了。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又往前走。后院那排房锁着门，我透过窗户缝往里面看，炕还在，铺的席子烂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麦草。窗台上还有半截蜡烛，蜡油凝成一小坨，不知道多少年了。
最后一间屋子门口挂了一把铜锁，锁是新的，和别的屋子不一样。我认得这间屋子，从前我跟着师父和师兄在这里诵经。门缝很窄，我贴上去，只能看见里面一片昏暗，一张长桌，几个蒲团，桌上的经书还码得整整齐齐。
我退后一步，在门槛前面跪下来，对着那扇门，端磕了三个头。
从寺里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村路上亮起了路灯，隔几步一盏。大姑家的厨房亮着灯，烟囱冒着烟，远远能闻见葱花炝锅的香味。我推门进去，堂屋的灯也开着，一个男人正背对着门口，把塑料袋里的菜一样一样往盘子里码。
男人身形瘦高，穿着件蓝衬衫，袖口挽了两折。他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我这才看清他的脸，眉眼跟大姐姐有几分像，但瘦得过分，脸颊凹进去，颧骨高耸。
我对他没什么印象。我小时候他在县城的寄宿学校读书，一个月才回来一趟。他的事我知道一些，在深圳的互联网公司做了几年，去年回了甘肃，现在在天水一家小公司做管理。我先前没多想，只当是他自己回来创业，“哥。”
他“唉”了一声，把菜往盘子里一搁，大步走过来。他走到我跟前，手抬了抬，像是想拍我肩膀，抬到一半又放下了，只是笑着看我：“长这么高了，你走的时候才这么点儿。”他用手在自己腰间比了一下。
“快进来，”他说，“看看有你喜欢吃的没。”
他拉着我到堂屋坐下，又去厨房端菜，我和大姑一起把桌子支开。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红烧肉，青椒肥肠，土豆炖牛肉，凉拌野菜，还有一盆羊肉汤。姑姑一边摆碗筷一边说：“随便做了几个菜，不够还有。”
“够了够了。”我说。
哥哥坐下来，给我倒了杯酒，又给姑姑倒了一杯。他自己也倒上，举起来：“来，娃子回来了，咱一家人喝一个。”
我也举起杯子。杯子碰在一起，其实我特别想问姐姐呢，姐姐在哪里，大姑说她嫁人了。怎么可能呢，大姐姐那么疼我，即便是嫁人了，知道我回来，她也一定会来看我的。
“快吃菜，”姑姑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往我碗里夹菜。哥哥也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我碗里，说：“多吃点，尝尝那个好吃。”
饭吃到一半，他的筷子忽然从手里滑出去，啪嗒一声掉在桌上，滚了两滚，落到地上。他弯腰去捡，动作有点迟缓，手指捏了几次才捏住。他若无其事地捡起来，去厨房换了双新的。
“怎么了？”我问。
他直起身，笑了一下：“没事，天天敲键盘累的。”
我没再问，继续吃饭。大姑和哥哥说话，问我在外面的事，问北京天气怎么样，问住的地方大不大，我一一答了。说到开心事，也是笑声不断。
吃完了饭，我帮着收拾碗筷，大姑把我赶开了，说：“你坐着，让你哥洗。”
哥哥端着碗进了厨房，我坐在客厅里，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姑姑坐在旁边，给我剥了一盘子花生。过了一会儿，哥哥洗完碗出来，坐在沙发另一头，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电视里放着新闻，他问我平时看不看新闻，我说不咋看。
他往后靠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往下坐的动作有点别扭。正常人坐下来是膝盖弯曲，身体自然下沉，他是先用手撑住沙发扶手，再慢慢地把身体放下去，两条腿像是僵着的一样，不着力。
“哥，”我说，“你怎么了？”
他摆摆手：“没事，站久了，腿麻。”
姑姑在旁边接了话：“你哥就是太累了，天天加班。”
我心里的疑惑没消，但也没再追问。那天晚上我睡在二楼，床铺是新的，被褥晒过，有太阳的味道。我躺在床上，窗外蛙声一片，从远处田里传过来的，一阵一阵的，像从前一样。
就这样，我在家里住了下来。头几天到处走了走，见了一些人。国庆来过一趟，带着他媳妇和他那几个孩子，拎了一兜子自家种的葡萄。他媳妇憨厚，话不多，一直在厨房帮大姑择菜。国庆坐在院子里抽烟，跟我说这些年村里的事，说着说着就说到孩子学习的事，愁得他整日睡不着。聊到这里不可避免的又聊会我身上，他问我：“我孩子都那么大了，你还没个伴儿？”
我只笑着不说话，他也就不再多说。
“没有就没有吧，”国庆吐了个烟圈，“现在的人都想开了，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像我。”
“你几个孩子呢？”我问。
“三个，老大在镇上念初中，老二念小学，小的那个你也见了，还尿炕呢。”他嘿嘿地笑，“日子比以前强多了。以前那叫啥日子，吃了上顿愁下顿。”
我点了点头，没接话。他抽完一支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你好好待着，多住几天，你姑高兴。”
后面几天又陆续来了不少人，都带了厚厚的礼。我七岁离家，他们跟我能有几分交情，若不是为利而来，犯不着这样。
无非是工作上的，孩子学校上的，又或是借些钱。只要我能做到的，全都一一应了，人活一生不容易，能搭把手的事就尽量别为难别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八天。有天下午，哥哥从市里回来得早，说今天没什么事就提前走了。他进了院子，我正蹲在墙角修水龙头，听见他进来，站起来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应了一声，往里走，没走两步，忽然整个人往前扑了下去。
我听见一声闷响，他整个人趴在院子里，脸朝下，眼镜摔出去老远。我一惊，手里的扳手扔了就跑过去。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去扶他，他的胳膊僵直着，关节像是卡住了，怎么也弯不过来。
“哥！哥！”我喊。
大姑也从屋里跑出来，看见这个场面，也是吓得不轻。她忙蹲下来，去扶哥哥的手臂，嘴里说着：“没事没事，就是绊了一下，没事的啊。”
哥哥被我翻过来，脸上蹭了灰，额角磕破了皮，往外渗着血。他闭着眼，嘴唇哆嗦着，像是要开口说些什么。顾不上这许多，我将他抱起，平放到屋里沙发上，直接打了120。
到医院后，医生检查了很久，又拍了片子，最后让家属过去。我怕真有什么事，姑姑会受不住，于是让她在病房守着，我一个人过去。
医生把片子拿给我看。片子上是脊柱的影像，灰白的骨骼，脊柱一节一节排着。医生指着其中一个位置说：“你看这里，这里有问题。”又指了指别的地方，“还有这里。我们初步判断是肌萎缩侧索硬化，也就是渐冻症。你哥哥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手部肌肉萎缩，腿部行动障碍，吞咽和呼吸功能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但往后……”
“能治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
医生啧了一声，摇摇头：“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缓解症状，延缓进程。”他停顿了下，又说，“你们家里人，之前有没有类似的病例？这个病有遗传的可能。”
我不知道怎么是怎么走回病房的，只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走几步就要停下歇一会儿，才足够留出呼吸的空余。
病房里，哥哥躺在床上，手背上打着留置针，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他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听见我进来，偏过头来看我。
“没事。”他说，“别担心。”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他。
他没回答，转回去看天花板。
我在床边坐下来，看着他。他瘦，住院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锁骨从领口里支棱出来。手指放在被单上，微微蜷曲着，想握拳却握不紧。
“跟我回北京，”我说，“北京有更好的医院，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他摇头：“没用。这就是绝症，治不好的。”
“你不试怎么知道？”
“我知道。”他说，“咱姐也是这个病。”
“姐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
门被猛地推开了。
大姑冲进来，脚步踉跄了一下，扶着门框才站稳。她情绪异常激动，冲着哥哥吼：“你胡说什么呢！你给我闭嘴！
哥哥躺在床上，瘦削的脸没什么表情，看上去很平静，“难道不是吗，妈，”他说，“娃子已经长大了，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大姑几步向前，扬手就给了哥哥一耳光，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响亮。
姑姑的手还举着，在半空中抖。她转过身来拉我，手攥着我的手腕，拽着我往外去，一边走一边说：“娃子，你别听你哥的，你别听他说。他胡说的，他就是病糊涂了……”
我被大姑拖着往外走了两步，拽着我往走廊走。身后传来床架吱呀一声响，接着是塑料管拖在地上的窸窣声。哥哥拔掉了输液管，从床上撑起身，他用手肘撑着床面，一点一点把上半身支起来，两条腿从床沿垂下去，踩在地上，艰难走来。
“娃子，你听我说。”他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那个时候你还太小，正要考试。在我们这些人眼中，学习真就是天大的事。我们不想让你分心，不想让你担惊受怕。况且这是遗传性的，”他哽咽了一下，才继续道：“爸是这样，姐是这样，我也查出来了。我以后也会变成这样。”
“如果让你知道了，你一定会很担心，每天活在恐惧里。”他说，“我们不想这样。可是，娃子，你长大了，你该知道这些了。”
有一瞬间，我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的胃忽然猛地一抽。一股酸水从喉咙里涌上来，我弯下腰，捂着嘴干呕起来。胃里空空的，什么也吐不出，只一下一下地痉挛。
视线模糊了，头顶的灯变成一团白花花的光晕，走廊在晃，墙壁在晃，脚下的地面在晃。我听见姑姑在喊我，听见哥哥在喊我，那些声音远远近近的。
意识好像从我的身体中抽离出去，我看见我自己站在一条白惨惨的走廊里，面前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老一些，一个瘦一些，他们都在看着我。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第90章 等死|裴自雪视角1
我对人世间最初的记忆，是一间四四方方的无菌病房。
五岁之前，我活在玻璃里面。每天早晨，我都会被玻璃外面的一阵响动唤醒，今天来的是爸爸。他穿着身黄色的从头包到脚的衣服。他不能进来，就站在玻璃外面，把一只手掌贴在厚厚的玻璃上，另只手的手指弯成兔耳朵放在头顶，冲我做各种鬼脸。
他的脸被隔离服的面罩压得变形，嘴巴一张一合，我其实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喊我的名字。我总是很努力地抬起手，也把手掌贴在他手掌的位置。
有时候是妈妈来，妈妈不怎么做鬼脸，她总是哭。她贴着玻璃把手掌放上来，眼泪会顺着面罩的边缘滑下去，掉在隔离服的领口上，堆积成深色的一小团。她哭的时候嘴巴抿得紧紧的，肩膀一抖一抖。我冲她眨眼睛，她便慌忙收起眼泪，吸吸鼻子，冲我笑。
哥哥们课业之余，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陪我。大哥比我大七岁，二哥比我大三岁。他们轮流守在玻璃外面的休息室里。那是一间大大的屋子，摆着齐全的家具，茶几上永远摆着高高的童话书。
二哥最会逗我，隔着冰冰的透明墙壁，他在玻璃上呵一口气，画一只歪歪扭扭的乌龟，乌龟脑袋特别大，像颗土豆。我笑不出来，因为我嘴里还插着管子，便只好努力弯弯眼睛。二哥看见了，就更起劲地画，画完乌龟画小狗，画完小狗画房子。
大哥安静些，他靠在外面的玻璃墙上，拿着画书一页一页翻给我看。每个故事都不同，每页都有好大一幅画，旁边只有几个字。大哥翻得很慢，一页停好久，等我眼睛看完了眨一眨，才翻下一页。
我的认知世界，全部来自方寸屏幕与一沓沓彩印画书。
家人怕我孤寂，特意找人定制了温和的知识动画，排除激烈的画面，杜绝喧闹的音效，只有慢悠悠的山水，草木，日月星辰。画书被消毒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我从未真正触摸过它们。我躺在床上，仰着头，一点点认识这个世界。
我的大部分人生，都禁锢在柔软宽大的床上。日升月落，晨光漫过窗台，暮色吞噬天光，我躺着，看输液管里的水滴，等里面快要空了，护士阿姨就会来换一个新的袋子。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袋子已经换过了，我就在心里偷偷把它补上。大哥说我在里面很乖，从来不哭，其实我不是乖，我只是不知道可以哭。
休息室的玻璃很大，从天花板一直到地面，把我这间小房子和外面的世界隔开。玻璃是特制的，到了晚上就变成一片茫茫的白。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会盯着那片白色发呆，想象他们是不是还坐在外面，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盯着同一片白色发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与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身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管子。细细的透明的软管，缠绕着我的鼻子，口腔，胸口，手腕，脖颈和肚子。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的手指或脚趾。
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是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所有的联系。我不喜欢它们，但也不讨厌，它们生来就是我的一部分。
疼我是习惯了的，从左胸那处透过来，细细密密的，从头到脚，轮着番地疼。
可那时候我不觉得自己痛苦。
我以为人生来就要住在这种房子里，是这间屋子孕育了我。以为外面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坐在小屋子里，隔着玻璃看一个小孩，那个小孩身上插着管子，躺在一张会摇的床上。等我长到哥哥那么大，我就能走出去，像他们一样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看另一个小孩。
我以为我是这间病房的孩子。
等到足够大了，我才会“出生”。
我一直在等自己出生。
四岁那年的某一天，医生们来了许多人，围着我转了很久。妈妈在外面哭，爸爸搂着她，大哥站在一边，也红着眼。那天我身上大部分的管子都被摘掉了，鼻子里那根最大的拔出来的时候，我喘了好几口气，觉得鼻子里面空空的，凉凉的，有点害怕。
又过了一年，医生叔叔来拆我身上最后的管子了。那些陪我睡陪我醒的软管子，一根一根从我身体中彻底离开。
生日当天，妈妈把我从房子里抱了出来。
我这才知道，原来外面的空气是流动的。原来风是能感受到的，阳光是刺眼的，原来声音可以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而不只是隔着玻璃闷闷的响。我趴在妈妈肩上，看见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花，有树，有鸟。
房间里也有花，插在床头柜的白瓷瓶里，粉色的蓝色的，开得很热闹。我盯了它们很久，它们一直开着，不谢也不垂头，我才知道是假的。窗外有鸟，麻雀，停在树枝上，振翅，啄羽，歪头，一刻不停地动。不管风吹雨淋，它们一直在那里，永远不飞走，我知道那也是假的。
奶奶说，等你好了，我们去看真的。我点了点头，没有说其实我已经分不太清真和假了，对我来说都一样。
院子里很安静，佣人总是光着脚走路。我多数时间还是躺在床上，天花板是白的，灯也是白的，整个房间白得像一块巨大的纱布，把我裹在里面。家人同从前那样陪伴着我，大哥趴在床沿，下巴搁在手背上，跟我说外面的事。他说春天的时候，院子里的玉兰开了，白色的，很漂亮。二哥说不对，玉兰是紫色的。
大哥说白色，二哥说紫色，两个人在我床边争起来，越争越小声，最后又默契地安静下来，因为陈伯在门口瞪了他们一眼。
他们说花开了，我就知道又是一年。花落了，也是一年。一年一年从我床前走过去，脚底下踩着一层又一层的花瓣。我不知道一年有四季，我出不去，也看不见。
我躺在床上，凭着他们的只言片语，拼凑着我永远触碰不到的人间。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就在我日复一日的静卧与等候里，仓促翻篇。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病房之外的世界，从来都不属于我。
为了让我活着，我的家人把我的世界削减成一个小小的盒子。不能有声音，不能有灰尘，不能有花粉，不能有一点点的温差变化。我是这个盒子中心的一颗有裂纹的玻璃珠。所有人围着我转，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地转，怕一用力，我就碎了。
疼痛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演化成痛苦的。
我有时候想，我大概是这个家里的一块石头，一块压在所有人胸口上的石头。他们不能扔掉我，也不能搬动我，只能沉甸甸地方日日夜夜地揣着。
别的孩子一岁牙牙学语，两岁学爬，肆意探索世间万物。我六岁才勉强吐字清晰，学会完整说话，七岁才能在旁人的搀扶下，笨拙地迈出第一步。
护士阿姨们还在，唯一的变化是她们的白衣裳换成了浅蓝色。她们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我一走，她们就张开手臂护着我。
“慢一点，少爷，慢一点。”
我慢下来了，可我还是摔倒了。膝盖磕在地毯上，不疼，真的不疼。但胸口忽然跳得厉害，锤得我喘不过气。我张着嘴，说不出话，眼前发黑，看见妈妈的脸从远处跑过来，嘴巴在动，但我听不见声音。
醒来的时候又回到了那间房子——白色的墙，白色的灯，管子又回来了，就缠在我手上。我侧过头，看见妈妈趴在床边睡着了，她的脸枕在胳膊上，压出一道红印，眼角还有没干透的泪痕。
我伸手去碰她的脸，手指刚挨上，她就醒了。看见我睁着眼，她一下子笑起来，眼睛含着泪，嘴角却往上牵扯。她凑过来亲我的额头，嘴唇凉凉的，说宝宝醒了，妈妈在呢。
我在她眼睛里看见了自己，小小的一个，缩在瞳孔里，脸色是苍白的，嘴唇没有血色。
我不想他们这样。我想结束掉这一切，结束病痛，结束他们为我流的眼泪。我知道这个想法不对，可我管不住它，它和我的心脏一样，不受控制地乱跳。我闭上眼睛，有时候会想，如果明天不再醒来了，他们会不会好过一些，过一会儿又想，不会的，他们会更难过。然后就卡在这里，进退不得，活着是拖累，死了是辜负，只好继续躺着，继续疼，继续等。
有时候疼到顶了，反而昏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分不清是黎明还是黄昏。
九岁那年凛冬，寒潮提前席卷整座城市，我的身体断崖式衰败。频发急性心衰，动辄缺氧晕厥，每周都要数次紧急抢救，西药，汤药，理疗尽数试过，医生束手无策，所有医疗手段仅能短暂延缓脏器衰竭，再也无法稳住我的心肺功能。
医学走到尽头，家人别无选择，请师父算过八字，决定带我去静贤寺祈福。说是祈福，但我听得懂大人们压低声音说话时漏出来的那些字眼，最后，试试吧，真没办法了。
他们把所有的办法都试完了，现在轮到神明了。
车子蜿蜒驶入深山，远离城市喧嚣。静贤寺藏在群山褶皱间，香火清淡，四周林木萧瑟，冬日山风凛冽，刮过枯枝发出沙沙哀响。
那座玻璃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背后是一面山崖，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山谷。车开不上去，要步行一段石阶。大哥背我，他那时候已经十七了，个子蹿得很高，背也宽了，趴在上面很稳。石阶两边满地枯黄落叶，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挺好听的。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大哥后背的衣服里，我听到他说：“小雪，我们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家里提前出资，在寺院后山僻静坡地建造了一间房间。三面是墙，一面是整块的玻璃，采用了单向透视钢化玻璃，室内能完整看见山间流云，草木，往来香客，外界却无法窥见屋内分毫。房间复刻了我原有的卧室配置，恒温恒湿，全套心电监测，供氧设备一应俱全，等同于把我的病房搬到山野之间。
他们将我安置在此，请寺中高僧每日诵经祈福，父母兄长轮流驻守山间，日日等候虚无神迹降临。
我开始过一种更为安静的生活，每天早晨醒来，看着外面的天慢慢地亮起来。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书，或者看外面的山。有时候会看见松鼠从树梢上跳过去，蓬松的大尾巴像是一把小伞，有时候会看见山下有农人在田里劳作。
我已经习惯了疼痛，它是我的老朋友，每天都来拜访我，陪我说话，陪我发呆。我不再害怕它了，只是等着，等着有一天，它把我带走。我把手放在胸口，感觉到那颗心在下面微弱地跳着。我闭上眼睛，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下次，下次你跳不动了，就别再跳了，我不怪你。
寻常的一个下午，我正看着窗外的一只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来来回回就那几根枝子，也不嫌烦。我都看困了，快要睡着的时候，玻璃下面多了一小团影子。我起初以为是松鼠跑下来了，定睛一看，是一个人。
很小的一个人，背着比他还高的柴火，柴火用草绳捆着，结结实实地压在他背上，把他压得整个人往前倾。他的头发又长，乱糟糟地遮在脸上，盖住了大半张脸，衣服也灰扑扑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穿着一双鞋，鞋明显比他的脚小，脚趾头从前面露出来，整个人脏兮兮的。
他走得很慢，一步一顿，柴火在他背上晃来晃去，看着随时要散。走到我窗下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把柴火靠着墙放了，自己一屁股坐到地上，软塌塌地瘫在墙根。
紧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馒头是黄的，瞅着硬邦邦的，边缘还有几处干裂的口子。他把馒头举到嘴边，咬了一口，比起咀嚼，更像吞咽。他脖子伸得长长的，像是咽下去的时候喉管被撑开了似的。
他咽一口，歇一下。吃了一半，他把剩下的半个馒头重新裹进一个塑料袋里，他裹得很仔细，把口子拧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撑着地站起来，走到墙角一棵树下面，用用扒拉开一堆落叶，蹲下去，又挖出一个小坑，把馒头埋了进去。像动画片里的小狗。
埋完之后他用落叶把坑盖好，拍了拍手，又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重新坐回墙根。他歪着头，看着远处的山，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转天他又来了。还是那一捆柴火，还是那件灰扑扑的衣服，手背上多了几道新伤，大拇指上蹭掉了一块皮，红红的一片，上面还沾着泥土。他靠到墙根，把昨天埋的馒头扒拉出来，继续啃。
第三天他来的时候，脸上多了一块青。第四天，脸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贯穿眼鼻。第五天，腿瘸了。每天他都带着新的伤出现，旧伤上面叠新伤，像一棵被人反复踩踏又反复站起来的野草。
那天我看到了他被打。
几个比他大的孩子从坡上冲下来，拦住他的去路。他把柴火放下，一开始还站着，后来对方推了他一把，他就倒了。倒了之后他马上爬起来，两只手合在一起，上下摆动，那是在作揖，他的嘴巴一张一合，我听不见他说什么，但看他的嘴型和表情，像是在恳求对方。他脸上堆着笑，整张脸都挤在一起。
但那些小孩不理他的求饶。领头的那个大孩子一脚踹在他背上，把他踹了个趔趄，然后几个人围上去，拳打脚踢。他似乎是熟练地把头抱住，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柴火被踢散了，散了一地，草绳也断了，木柴滚得到处都是。
他们踢了他很久。他始终没有还手，就那样抱着头缩着，像一只蜷起来的刺猬，可他没有刺。
那些人走了之后，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我以为他起不来了，但他还是起来了。他爬起来，跪在地上，一根一根地把那些散落的柴火捡回来，有些滚远了，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捡，捡回来之后重新捆好，然后把那捆柴火搬到路边，挪了两步，又停下来。
太疼了，大概是。他不得不缩到墙角去歇一歇。那个墙角就在我的窗户下面，他靠着墙坐下来，两只手圈住膝盖，把脸埋进去。他这个姿势刚好背靠着我的窗，玻璃是单向的，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的脸。他的背很小，冬衣又很薄，肩胛骨顶起来，薄薄的两片。
只是片刻的歇息，短短几分钟。
他便重新挺直脊背，咬着牙背起那捆沉重的柴火，一步步缓慢又艰难地向着山坡上方走去，背影渺小又倔强，消失在枯黄的山林尽头。
我以为经过这样一场凶狠的殴打，他定然会畏惧，会退缩，会再也不敢来这片山坡。
可第二天午后，他依旧准时出现。
比往日晚了些许，应该是耽误了不少时间。
他的半边小脸高高肿起，脸颊青紫交错，嘴角破了皮，结着浅浅的血痂，眉眼被淤青遮掩，看着狼狈又可怜。
可他好像全然不在意身上的伤痛。
背着沉重的柴火，走在山间小路上，小小的脑袋微微摇晃，步伐依旧蹒跚，却自顾自地轻轻晃着身子，像是在自娱自乐。
真是野蛮又蓬勃的生命力。
依旧是老样子，他卸下柴火，坐在我的窗下休息。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塑料袋，解开，取出馒头，开始啃。啃完之后他把塑料袋重新裹好，走到那棵树下，扒开落叶，把馒头埋进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着看山，而是转过身，面朝着我的窗。他把脸凑得很近，近到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玻璃。他哈了一口气，玻璃上起了一层雾，他用手指在那层雾上画东西。手指很短，画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的，隔的太远，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我心底忽地生出从未有过的好奇。
十年卧床，我早已麻木迟钝，对世间万物都失去了兴致，疼痛耗尽了我所有的情绪。可这一刻，我忽然迫切地想知道，他在画什么。
我挣扎着，撑起沉重的身体。
胸口的管线随着动作轻轻拉扯，熟悉的窒闷与绞痛瞬间袭来，眼前泛起阵阵黑晕。我咬牙忍住翻涌的不适感，拖着长长的输氧管，慢慢挪下床。
双脚落地的瞬间，几乎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我只好扶着墙壁，一步步缓慢又艰难地挪到落地窗前。
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我低垂着头，看着他认真勾画的样子。
白雾稀薄，笔画稚嫩潦草，弯弯扭扭的，看不出具体的形状，分不清是兔子，是小鸟，还是山野里的松鼠。
只是一团笨拙又可爱的小小轮廓。
画完之后他退后两步，歪着头看了看自己的画，满意的笑了。
玻璃上我的倒影和他画的涂鸦叠在一起，他的笑脸盖在我的脸上。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看清他的模样。
眼睛很大，笑起来弯成两道月牙，嘴角翘起来，露出一对小小的虎牙，脸颊上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太阳正好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整个人镀了一层毛茸茸的边，脏兮兮的脸上全是金色的光。
他看了那幅画一会儿，又凑上去，用袖子把它擦掉了。然后背起柴火，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站在窗边，手还扶着长长的管子。管子冰凉，手心却是热的。我发现自己在想，明天，他又会画什么呢。我将手贴到玻璃上，玻璃上那层雾已经散了，什么都没有了。
山坡上那个小小的身影，背着那捆巨大的柴火，已经走远。阳光跟着他，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青色的山路上。
我竟然也开始期待明天，想着他会怎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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