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娜。”
布莱纳特温柔而低沉的声音，仿佛随风声又响在她耳畔。
“不要回头看，”
花叶颤动......
“也没有时间回头，”
十一年前，那男人的样子模模糊糊、又真真切切浮现在她脑海，站在她眼前，挥之不去，甚至她觉得此生都很难挥别忘记了......
“要一往无前。”
......
面朝曙光，
一往无前。
后来，黎明时候，她抱着折下的一把花，带着妮娜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她哭的红肿的眼睛，却目光坚定，望着窗外广袤无垠的灿烂风景，像是已经下了某种决心。
......
听说战后的五十年里，来这里试图巡回士兵尸骨的德国老太太不计其数，都是来找她们的父亲，兄弟或是丈夫的。
......
再后来，熟悉的人都没再见过苏珊娜。也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可能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可能回到了法国，也可能已经不在西欧了。
因为旧的时代已经远去，而随着‘铁幕’落下，新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第二百二十九章
‘苏珊娜’
致苏珊娜：
我将孤独地活着，为了赎罪、为了寻找、为了记住。
也为了不让你彻底离我而去。
......
1945年。
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利益交换之下，我成了筹码之一，被美军押送回了美国。
经过与美国长期的谈判，我终于在1947年被释放重返西德，并在美国的斡旋下逃脱了国际法庭的制裁。
当然，他们能留下活口的德国军官，未必都是好人，但一定都是对他们还有用的人。
而对于我的代价是......
我此生必须隐姓埋名。
因为稍有不慎，大国间无法见光的交易会被走漏，而身负秘密交易的我，也会被多方绞杀。
所以此后的十余年，我都始终处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严密的监控之下，在西德联邦情报局负责反苏联的间谍活动。
所以，‘布莱纳特·冯·里希特’，这个满含着政治阴谋与血腥历史的名字，就此彻底消失在了世界上，甚至被清理的像是从没存在过。
......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暗地里寻找我妻子的下落。
而种种迹象似乎显示——她死在了战火纷飞的逃亡途中。
我也无法向任何人提起任何故人的名字。
因为似乎只要一开口，他们就会认为我动摇了和美国人的协议，以及对联邦德国的忠诚。
其实，我早已无心政治，只是为了活下去，能有朝一日能再去寻找我的亲人们。
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期盼某一天可以“刑满释放”重获自由。
......
后来的某一年，我得知我的哥哥，霍斯特，意外身亡的死讯。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哪怕战争结束以前，我曾竭尽全力为我的亲人朋友们铺路，洗脱与我罪恶的关联。
但我也知道，里希特家族，因我，因霍斯特，或者甚至是因为父亲，而深陷政治利益泥潭已深。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无论谁，未来如果突发意外身亡也都在情理之中。
无解。
也因为身份立场问题，我始终无法靠近霍斯特，甚至是他的葬礼。
他在东柏林，我在西柏林，战后我们还没来得及见面，就又彻底分别了。
这次，
是永别。
......
我无法表达悲伤，只能让工作麻痹我的神经。
后来直到1956年，我终于获得更高级别的信任，即将被派遣进入苏联执行秘密任务。那一年，我曾偷偷回到达勒姆——那片如今已由西德管控的土地，也就是我曾经的家。
那里的别墅群受损较轻，如今已经被美国人改造成了他们的办公区。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我们家的院墙，在我的视线里——如硬币般大小。
无法靠近。
我似乎与过去，与任何我熟悉的人和物体，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但是坚固无比，名为‘时代’的隔膜。
无法逾越，只能徒增悲伤......
......
也是那一年，我发现战争时期，我在柏林曾主张建立的柏林烈士墙——那上面的照片和画像早已被民众捣毁。
在列宁格勒集体阵亡的灰熊营士兵，全部被定为具有“反人类罪行”的“战争罪犯”。
早已故去的查尔斯特勒普、我最好的兄弟，我的搭档营长——如今成了“罪犯将领”；
迪波尔也是，戴琳也是......哪怕早已是死人了，头衔从“战斗英雄”到“战争罪犯”不过顷刻间。
德国民众从捧着鲜花，到变成拿着工具把他们的脸一一敲碎。
后来，我又费了些心思，找到了已成终身残疾的京特，他曾寄给我的一些过去的照片。
在一个寂静无人的深夜，我怀着忐忑又复杂的心，打开了它们......仿佛终于出现了一些和我有关的东西，能证明我曾经存在。
因为多少年来，始终无人可以叙旧，更无人听我诉说。
......这张，人最整齐。
当年那些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们，在草地上悠闲的站在一起，仿佛就在昨日。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在1941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灰熊营正准备与苏联在边境的军演，士兵们当时真的以为只是军演，每个人拿着下发的一本德俄互译的字典。
每个人脸上还洋溢着悠闲的笑容。
......
这张，是在立陶宛，我们刚越境不久，当地人还在犹豫是该欢迎我们还是该躲避，而我们自己，也都还没意识到真正的战争即将开始。
......
这张，是在苏联那个名为‘老村’的地方。
乌克兰人给我们送牛奶，当时我天真的认为，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解放者。
......
下一张，回忆立刻被拉到了1941年盛夏，那个苏联的集体农庄。
我记得那里淳朴的苏联农民们，我们吃住在一起，我会教他们小孩子数学，他们会因为孩子调皮捣蛋在我们面前扇他们孩子嘴巴。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变得疯狂，同样苏联人也还没有。
......
这张，是在那个集体农庄里我们连队拍的合照。
查尔斯特勒普抱着我肩膀，还有约瑟夫，京特，艾德曼，戴琳，迪波尔......还有那个苏联小女孩，米拉。
我们笑着，吃着烤土豆，她把我当成了她参军去了的哥哥，躲在我的身后。
这照片里，夕阳甚美，大家包括我们，包括苏联人，似乎都不曾为未来担忧似的。
后来，因为要对帮助红军的农民进行威慑，我们枪决了那个女孩，米拉。
那时候，我很难过，我也以为米拉被杀已经是最糟糕的结局了。然而，几年后，当我们一路兵败又再次路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农庄却已经被夷为平地几次了。
所以国防军也并不无辜，我们同样犯下了太多罪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赎罪，哪怕身死也不足惜。
当年随兵败原路退回的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万人坑，尸体堆。
没人能形容出来那种震撼的感觉。
我们杀了苏联太多人，这个债，我们真的完全无法弥补。
......
1956年10月。
很快，我就动身前往苏联。因为国家已然分裂，我从西柏林出发，沿着那条曾通往东线战场的旧路，一路向前。
工作之余，我也像年轻时梦想的那样，踏上了旅途。
我买了一辆苏联产的乌拉尔M-72越野摩托，在苏联的旷野上放肆飞驰。
这一路上，竟然碰到不少拥有相似情结的德国老兵，似乎巡回曾经的战场，是我们共同的后遗症。
我们会走进那些曾经是战场废墟，如今却已焕然一些的城市，驻足观望。那种感觉很奇妙，站在苏式美学的城市里，我们研究着那些略微变化的军事条件，随便又认真的探讨“怎么当年这个据点这么难打？”
......
我继续出发，骑着越野摩托，路过了那个曾经给我们德军挤牛奶喝的村庄——只不过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工厂。
后来，我又一路向北，朝着当年魂断的列宁格勒出发——这也是我们北方集团军战线推进的路线。
那里，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也是我们灰熊营集体阵亡的地方。
冷风将我的皮夹克吹得咧咧的响，让我想起当年雪地战场上那可怖的风声——如同命运的回音。
......
就这样一路往前，到了苏联女孩，米拉，所在的联产农庄附近。
我们杀死了她，后来又把他们整个村庄都打烂了，现在，这里只是一片平静而广阔的农田。
静静地呈现在山野里，恬静，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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