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那笔钱到现在都没有筹够。”薇薇安说。
马沙姆看了她一眼。 “说到这个，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把那么大一笔钱投入那个新计划。”他顿了顿，“要我说，那听起来简直像一场骗局。”说完，他看向洛克，试图寻找盟友。可洛克没说话，他只好又看向薇薇安。
薇薇安笑了。 “不是骗局，是人寿保险。”
“什么？”
“就是一种新的保险。”见洛克点头，薇薇安就没再解释，将话题拉了回来。 “不过，我觉得下一届议会最重要的议题还是货币。现在做大宗生意，大家越来越不愿意用银币结算，畿尼也紧俏。”她摇了摇头。
“如果下届议会真的讨论货币问题，”马沙姆再次转向洛克，“我会支持洛克先生，反对降低货币成色。”
皇家铸币厂、财政部和议会在如何解决剪边银币带来的货币危机问题上，已经争论了很久。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和妻子玛丽来英格兰共同主政后，英国又和法国开战，军队需要的食品和装备让这一届政府比以往任何一届都缺钱。
这种情况下，剪切银币的流通加剧了白银流失，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议会提议重铸货币来解决这一问题。
财政大臣朗兹主张货币贬值，但洛克坚决反对，写了一系列有关货币与贸易的文章，如今是反对货币贬值最有影响力的领袖。
薇薇安却两边都能理解。朗兹的想法很现代，货币无非就是一般等价物，跟实际的金银含量没有关系，“先令”只是一种方便的表达方式，没有规定固定的含银量。而洛克则是从国家稳定的角度反对贬值，认为货币贬值只会“欺骗国王以及民众”。
那边洛克和马沙姆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薇薇安坐在一旁，思绪却渐渐飘远。
她仍然无法相信，自己和马沙姆已经“结婚”八年了。
八年，听起来像是很长的时间，可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胸口都隐隐的疼，一切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她以为自己在这个时代生活了很多年，还经历过那本小册子遭到调查事件，已经足够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风险了。
可事实是，她对时代的变动依然一无所知。光荣革命只是她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一个名词，因为没有大规模流血，也没有漫长的内战，她以为是很平稳的权力更替。
想不到，冠以“光荣”的革命，对她并不仁慈。这场革命之前的几年，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悄无声息碾过个人的命运，像碾过一粒微小的石子。
牛津议会上，沙夫茨伯里伯爵坚持推动排斥法案，试图阻止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继承王位。
议会只开了七天，查理二世就解散了议会。法国人的秘密资助给了国王底气，既然不需要议会拨款，他索性不召集议会。
沙夫茨伯里没有退让，试图推动查理二世信奉新教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继承王位。
洛克依然坚定地站在伯爵一边，负责联系沙夫茨伯里在下议院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罗素勋爵。
薇薇安极力反对，他们为此争吵了很多次。洛克说，那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那段时间薇薇安时常涌上无力感，她不能告诉洛克你注定失败，事实上她自己都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的。而换位思考，如果有人对她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不会成功，她也不会理会。
但她真切地感觉到了危险。辉格党的游行越来越激烈，请愿、集会、焚烧教皇像……这些行为让那些也恐惧天主教的人，看见了别的东西：1640年代的内战，以及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
对许多英格兰乡绅和圣公会人士来说，约克公爵的天主教信仰当然令人不安，可重新经历一次内战和弑君政治，更令人恐惧。
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倒向国王。
繁重的事务和长期紧绷的神经让洛克在那个夏天哮喘再度发作。薇薇安劝他去法国，哪怕只是避一避风头，把身体养好。
洛克拒绝了。
不久，沙夫茨伯里以叛国罪被捕。萨内特府遭到搜查，洛克放在那里的一部分手稿也被查获。
幸运的是，那一年伦敦的大陪审团掌握在辉格党人手中，他们拒绝起诉沙夫茨伯里，伯爵得以脱身。
可查理二世开始了布局。他先向伦敦城的特许状动手，重新审查城市自治权，改造市政结构，将辉格党人一点点从地方职位上赶出去。
同时，他收敛了过去亲近天主教徒的姿态，把自己塑造成圣公会、君主制与秩序的保护者。
政治争论的中心，就这样从詹姆斯会不会把英格兰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变成了辉格党是不是准备再次发动叛乱？
次年，伦敦治安官选举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托利党最终胜出。
沙夫茨伯里明白，当伦敦陪审团不再是他的盟友，下一次他被指控叛国罪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定罪了。
十一月，沙夫茨伯里秘密离开英格兰，前往荷兰。次年一月，伯爵病逝于阿姆斯特丹，遗体被运回英格兰。
二月，洛克和薇薇安一起去了多塞特郡的温伯恩，圣吉尔斯教堂参加葬礼。葬礼结束后，薇薇安在杰里米陪同下先回伦敦，洛克则留下来陪伴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直到四月才返回伦敦。薇薇安没有想到，那会是他们最后一小段安静的日子。
六月，莱伊庄园阴谋败露。一些激进分子计划在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从纽马克特返回伦敦时发动伏击刺杀他们。事情曝光以后，王室将刺杀计划、辉格党人的武装起义讨论，以及过去数年的排斥天主教运动捆在一起，开始了针对辉格党一派人的清算。
薇薇安一直认为，那场审判其实是王室利用民众对内战和弑君的恐惧重新包装出来的政治叙事。但除了洛克，她无法对任何人表达她的观点。
搜捕开始了。
罗素勋爵在那个夏天被处死，西德尼也在同年稍后被处死。沙夫茨伯里集团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接一个消失。
而洛克，长期担任沙夫茨伯里的亲信、顾问与秘书，也认识那些正在被审查的辉格党人，知道辉格党人的联络网。这种敏感时刻，一封信、一份手稿、一次见面，甚至某个急于保命的人的一句伪证，都可能成为叛国罪的证据。
薇薇安不敢赌，她同时安排了法国和荷兰两条路线，终于，八月底，她送洛克去了荷兰。
洛克本来还是不想走，可他在牛津的住所遭到搜查，手稿全部被销毁。这让他不得不走。
洛克坚持要她一起走。 “你绝不能留下！”
那是薇薇安第一次听见他用这样强硬的语气对她说话。
她答应了，告诉他，他先走，自己处理完伦敦的事情，很快就去找他。
她没有告诉洛克的是，他们两个人都被监视了。如果只有洛克自己离境，一个患有哮喘、身体不佳的学者去欧洲大陆休养，尚且可以解释。可如果薇薇安也跟着一起去，性质就变了。
一个与沙夫茨伯里一派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和一个拥有船只、海外代理人、资金与商业网络的女商人同时离开英格兰，影响太大，港口、驿站和主要航线都会立刻收到消息，可能会连累洛克也走不出去。
她必须留下。
只有她留下，才能证明洛克只是暂时离开。
更何况，她在英格兰还有更多牵挂。
这一次比几年前那场调查严重得多。罗素勋爵不止一次光顾过莉斯的酒馆，琼的天鹅酒馆也曾是他们交换消息的地方。杰里米替她送过重要信件。商业账目中，更有向辉格党人提供的借款、住宿与资金往来。这些人没有谁经得起追查。薇薇安不可能自己离开，把烂摊子和危险扔给别人。
所以，当她告诉洛克“我很快就来”的时候，她其实知道——
自己又要食言了。
果然。
洛克离开不久，她被枢密院传召，王室向她和莉斯送达特别命令，要求她们提供担保，保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境。港口代理人也送来了消息。她们的名字、身份，外貌描述，都送到了海关官员手里。
这比当初被起诉更糟糕。被起诉，至少有罪名，有审判，就还有证明自己无罪的可能。
可这一次，薇薇安没有被起诉，也就没有申诉的机会。王室只需要一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就足以将她留在英格兰。
第二年年初，情况继续恶化。海关开始反复扣查她的货物，伦敦的仓库遭到搜查，雇员、代理人，一个接一个受到询问。
薇薇安终于明白，和这一次比，之前仅仅是轻微的警告，王室如果一心针对谁，经过多少生意包装，她的名字依然会被查到。眼下政府这么折腾去的不起诉，只是想让她变得可控。
一个拥有海外商业网络、有能力转移大量资金、与政治流亡者关系密切，又没有丈夫约束的独立女人，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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